名作鑒賞：《東藏記》的文化韻味

　　《東藏記》的文化韻味

　　雷 達

　　宗璞繼《南渡記》之后，又捧出精致典雅大氣的《東藏記》。《南渡記》寫了十五年光景，《東藏記》的寫作也不短，延續了七年時間。其間，作者的父親馮友蘭先生逝世，作者本人又遭遇一場大病，但書還是完成了。以上二"記"，都是作者投注了大量心血和深沉情感的生命之作。與當今很多帶著新出爐的溫熱氣息、與現實貼得很近的長篇不同，這兩部書的人物情事已在作者的頭腦中活得太久了，它們是六十年前往事的浮現，是不可磨滅記憶的影像。《東藏記》殺青，計劃中分為四大卷的、總題為《野葫蘆引》的長篇系列，已完成了一半，真是可喜可賀，知道宗璞近況的人莫不為之敬佩有加。近年來，宗璞的目疾日益嚴重，寫作已"全憑口授"。朋友中多有勸她放下不寫的，因為身體要緊，她卻總是于心不甘，刻骨銘心的前塵舊事壓迫著她，她的內心里始終有一個頑強的、執拗的聲音："寫下去是我的責任！"，如此看來又不完全是懷舊二字可以了結。

　　讀《東藏記》，最突出感受是，由于作者特殊的家庭教養，生活環境，以及作者融貫中西的學問根柢，使得這部作品的人文內涵和藝術品格非常內在，不是那種外貼上去的"文化相"，而是骨子里的東西，是作者人格，學養，才情，氣質，心靈的外化。大有"石韞玉而山暉，水懷珠而川媚"的氣象。觀諸文壇，不難發現，現在描寫各個歷史時段知識分子的作品多了起來，不少作者把他們的憂憤和思考，聚焦在知識分子問題上，以致我們在激賞其思想鋒芒的時候，往往會遺憾于它們寫得"不像"，不夠味，未能傳達出中國知識者特有的氣韻風神。要做到這一點是很難的，有些課不是一天兩天能補齊的，而宗璞的"兩記"基本做到了，它們的特點恰恰是"像"，是傳神。作者的筆致從容委婉含蓄，作品的風格外冷靜而內熱烈，它以孟弗之一家為中心，以明侖大學南遷昆明后的動蕩生活為主體，網絡般伸展開來，扯出了各色知識分子，不但在家常語、平凡事中寫出了亡國之痛，流離之苦，漂泊之難，生存之艱，而且寫出了國難當頭下中國知識分子的多色調的人格圖景。序曲中有一首《春城會》吟嘆道："到此暫住文旌，痛殘山剩水好叮嚀，逃不完急煎煎警報紅燈，嚼不爛軟塌塌苦菜蔓青，咽不下彎曲曲米蟲是葷腥，卻不誤山茶童子面，臘梅髯翁情，一燈如豆寒窗暖，眾說似潮壁報興，見一代學人志士，青史彪名，東流水浩蕩繞山去，豈止是斷腸聲"。這首曲子基本隱括了《東藏記》的主要內容和美學追求。

　　《東藏記》最重要的特色，仍在對中國知識分子人格操守，道德理想，文化品性以至心靈歷程的探索和描繪。這實際也是宗璞一以貫之的探索。56年的《紅豆》，描寫天崩地解般的大變局中一對男女大學生的苦戀與決絕，以兒女情長的方式寫出了建國前夜急風驟雨中青年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的分野。作者好像預見到了一年后一場新的更慘烈的大變故即將來臨似的。文革后，宗璞的《三生石》《泥淖里的頭顱》《我是誰》等作，則在更深刻更嚴峻的背景下思索知識者的命運，完全褪盡了《紅豆》中殘存的浪漫，有時不得不訴諸變形和荒誕。在《南渡記》里，我們見識了作者對呂清非和凌京堯兩位老人面對高壓和虐殺的威脅所表現的不同姿態，完全是現實主義的冷靜筆法。呂老拒不接受偽職，以死抗爭，完名保節。凌京堯也拒絕，也逃避，但他倒底扛不住日本鬼子的火烙鐵和大狼狗，俯首就任了所謂華北文聯主席，一生名節毀于一旦。我們注意到，不管是寫呂老還是寫凌老，作者都擯棄了簡單化的社會學的判斷，寄予深厚的同情和理解，尤其對凌京堯其人，可謂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在《東藏記》里，由于人物大都僻處昆明，相對平靜地教學、度日，大量篇幅寫的是孟家夫妻及兒女們的事，缺乏那種大起大落，命如懸絲的情節，因而也就不像前面提到的那幾部作品有生死抉擇之緊張，頗有點臺風中心的寧靜感。事實上，作品正是以西南聯大的生活為原型的。這就需要一種于平易中見精神的內在的力度。主要人物孟弗之，方正，沉穩，堅定，本身戲劇性的成分不多，但我們仍能鮮明感受到，他那既具傳統文化涵養，又具民主科學理性的精神風韻。孟妻呂碧初，以及他們的女兒峨、嵋，所占筆墨最多，給人印象甚深。明侖大學的知識分子中，落拓不羈的白禮文，聰明透頂卻被欲望所累的錢明經，還有學富五車卻未必有多少獨見的尤甲仁夫婦，可能是刻畫得特別突出的幾位。衛葑這個人可以視為小說的潛主角，他曾是學生領袖，后來的革命者，足跡踏過北京，延安，昆明，但他好像在那里都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作者說他是：信他所不愛的，而愛他所不信的，可謂的論。

　　總體而言，《東藏記》雖然描寫了各色各樣旁逸斜出的人物情態，但在回眸抗戰歲月里流寓大西南的知識分子群體時，抱持的是一種肯定的、贊賞的態度，肯定他們續存中華文化精神的決心，堅持知識的傳授和人格的培育，于是，民族文化的火種不絕，就有了希望，有了活力，于是，他們在物質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精神富有，理想不滅。事實上，從作者尚未寫出的后兩卷--《西征記》和《北歸記》的構想來看，一卷欲寫西南聯大學生的投筆從戒，一卷要寫抗戰勝利和返回家園的情景，也都是服從于作者的這一謳歌型的大主題的。這不禁使我想到了《圍城》。如果說宗璞的"兩記"主要是贊揚，那么《圍城》里三閭大學里的種種，主要是調侃，自嘲，人性的反省。所謂城里的人想沖出去，城外的人想沖進來，就還是一種對知識分子痼疾甚或人性的缺陷的思索。《圍城》只能產生在四十年代后期，要是讓錢鐘書先生在解放后或八、九十年代來寫，恐怕就不會有《圍城》這本書了，同樣，"兩記"雖然是五十年前的舊事，但因為作者是歷次運動的"過來人"，所以它們也只能是今天的樣子。

　　坦率地說，作為小說，《南渡記》和《東藏記》都不算是那種很抓人、很好看的小說，這或許是它的散文化的風格和幾乎沒有懸念的寫法決定的。它的優勢在于，氛圍足，詩意濃，在某種意義上，氛圍和情調是置于人物之上的，看小說寫昆明的吃，住，還有臘梅林和云彩，真是妙極，沒有不為之動容的。但過于重視情境的營造，卻也淡化了情節和懸念，總覺得沒什么揪住人不放的東西。《圍城》為什么好看?除了那智慧的幽默，精妙的觀察，是不是還與方鴻漸的戀愛婚姻史有關，猶如一條草蛇灰線埋伏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