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鑒賞：來自底層的激情與渴望

　　來自底層的激情與渴望

　　——近期小說推薦閱讀

　　張頤武

　　蘇童：《白雪豬頭》

　　《鐘山》2002/1

　　蘇童在這里沉入了對于過去的匱乏時代的回憶，他的描寫異常細致和瑣碎，卻仍然饒有風趣。

　　他表現了那個時代的另外一種真實，一種被今天有關那個時代的涇渭分明、南轅北轍的爭吵所忽略的真實。匱乏使得人們的對于生存的追求格外強烈。為了一只豬頭而發生的激烈爭執今天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但卻是那個時代的具體而細微的真實，有關肉店"走后門"的事情，也曾經是我童年時代記憶的一部分，由此而起的紛爭非常頻繁。但蘇童的小說中卻依然有一種人與人的相互信賴的關系，一種相互承諾的信任存在。

　　肉店的張云蘭掌握稀缺資源"豬頭"，她受到人們的畏懼和尊重。為了得到豬頭，"我母親"為她的孩子和丈夫做了褲子，但意外的是張云蘭竟然突然調動，使得豬頭沒有了著落，但小說結尾處卻有詩意的一筆，張云蘭在除夕的雪中送來了豬頭和難得的尼龍襪。這種復雜微妙的關系中有了明亮的色彩。

　　《白雪豬頭》讓我們的回憶在黯淡的色彩中抹上了一點明亮。一種信任和溫厚超越了時間的界限仍然感動了我們。蘇童沒有將那個時代簡單化，他異常逼真地表現了匱乏和匱乏引起的紛爭，但他也發現了匱乏中的某種堅實的感覺。蘇童沒有對于那個時代的大潮流做任何表現，但在這種細微和瑣碎之中仍然投射了一種難得的時代感。蘇童表現了那個時代的那種密切的鄰里關系，那種今天看來不可思議的交往方式。蘇童回到那個匱乏時代的回憶之中，回到那種特殊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表達，這對于我們這個激變的時代而言，無疑是一種有趣的參照。

　　梁曉聲：《貴人》

　　《上海文學》2002/1

　　梁曉聲仍然延續了他對于平民的關切，但這次是面對一個大學生。

　　他寫的是城市內部不為人知的隱秘的故事，是一個有關實實在在的經濟困難的壓力的故事。當然，故事似乎過分戲劇化了，但卻非常殘酷。女學生素的渴望經濟支持有一點瘋狂的意味，她竟然依靠一個詩人的供養。而這個詩人竟然也是有點瘋狂的，這使得小說如同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劇。但喜劇背后卻仍然有一種別扭而黯淡的真實感。讓你無法不關切這篇小說的世界。

　　梁曉聲的寫作相對簡單樸實，但他把生活的壓力寫得格外具體和瑣碎，讓人根本無法逃避。在一個高速成長、面臨眾多挑戰的社會，人們往往過分急于向前趕，卻可能忽略許多生活的暗角。這個"貴人"的說法多少帶有尖刻的諷刺的意味，但它卻將一種在全球化和市場化時代的具體的經濟壓力凸顯了出來。

　　梁曉聲戲劇化了大學生活的經濟壓力，但其實未必大學生活有這樣嚴峻，但它的確投射了社會生活之中無法回避的嚴峻性。但梁曉聲有一種執著的對于困難的關切，但他也寫到了友誼、信任和感情的作用，提供了一種尋找社群的團結的可能。

　　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中國的寫作并不僅僅有中產階級的消費趣味，盡管這種趣味也體現了一種活力，但同樣也有對于這個時代的另外的追問和思考。這種思考的基點來自于對于社群的承諾，對于社會團結和共同發展的期待。這不是對于全球化的消極的反抗，也不是對于全球化的被動的迎合，而是在其中發出的獨特的中國的聲音，這正是中國的在百年悲情之后的新的民族性格塑造的起點。我們從這些小說中可以感到重返社群后小說展示的活力和生機。

　　白連春：《我愛北京》

　　《人民文學》2001/10

　　白連春的《我愛北京》是最近發表的一篇讓人震撼的作品。它用如詩的敘述表達了一種來自底層的情感。

　　《我愛北京》表現了為了兒子的死來到北京的農村老人李多糧和在北京寫作的窮困潦倒的"我"之間的相濡以沫的感情，這種感情建立在共同的鄉土的紐帶之中，但又將它變成了一種新的生活的力量。李多糧的兒子李棟在北京被卡車撞死了，李多糧來到北京，他仍然幻想他的兒子仍然活著，他遇到了敘事者"我"，一個同樣來自四川的潦倒的詩人。他們建立了一種父子般的關系。他們在北京的邊緣生存，依靠撿破爛和賣菜生活，他們被欺負、無依無靠而且遭蔑視，但他們保持著一種美好的情感，他們去看天安門前的日出，他們共同回憶自己在長江邊的生活，分享關切和愛。在那些有關垃圾場和賣菜攤的描述中也無法掩蓋小說中貫流的詩意。

　　李多糧和"我"，兩個底層的中國人之間的感情和他們對于這個國家的感情并沒有因為艱難的生活而有所變化，尋找兒子的李多糧和尋找詩歌的"我"共同的對于社群的認同感讓人感動，"我"對于李多糧的關切正是這種社群情感的最為有力的表現。他們仍然有所期望，仍然期望實現夢想，正是這一切體現了中國的力量。白連春把這種力量表現得格外打動人心。"我"與李多糧的感情不是來自血緣，而是來自一種對于社群的情感，一種新的社群的關系，它既依托于鄉土情感，同情心和善良，但更依托于一種社會責任。白連春列出了在他的書包中放置的許多西方作品的名字，但他的感情卻依然屬于李多糧。小說的表現異常激動人心：

　　"你再看看李多糧的眼睛。那是一個七十一歲的老頭兒的眼睛嗎?那春水流經青草地的溫柔，那秋陽下成熟的糧食的純樸，那凈無云翳的天空的晴朗，以及那一點點的忙碌得不遑喘息的菲薄的滿足和幸福。這些東西呈現在他眼睛里，是如此的真實、深篤和親切。沒有一丁點兒卑鄙的機謀和詭計，有的只是艱苦的奮斗和掙扎、光明的激情和痛楚。這就是一個四川老農民在北京的生存原則。這也是我，一個對美好的精神世界懷有教徒般虔誠的作家的永恒追求。所以我們兩個人能夠在北京這么容易就碰到一起完全是神的安排，是奇跡。"

　　"我這里所說的神，既不是什么上帝耶和華，也不是什么佛主釋迦牟尼，是我們身體里長江的腥甜氣息，是我們的父親和母親，就是長江。長江是我們的神，我們的父親母親：我和李多糧都是長江里長大的孩子。"

　　這里深切地表現了來自底層的認同，這種認同對于那種個人力爭上游的價值觀是一種另類的反思，它召喚共同的對于中國和社群的感情。它來自底層，卻又超越底層，成為一種跨越社會界限的新的力量的展現。

　　阿 成：《東北的吉普賽》

　　《佛山文藝》2001/12上

　　這種社群的激情也同樣表現在阿成的《東北的吉普賽》。

　　《東北的吉普賽》表現了一個在北京奮斗失敗的東北青年在依蘭的"二人轉"班子中獲得的溫暖，表達了被全球化拋在外面的"輸家"的尊嚴和力量。他們歷盡艱辛，卻有一種堅韌的生存能力，也依然有對于生活的信念。這些都展現了一種來自底層的對于社群生活的渴望。這個在北京的失敗者魚標經歷了一系列的挫折，作者對于這些挫折的描寫格外的細膩和逼真。這個東北青年的"明星夢"的幻滅是不斷失敗的結果，女友對于愛情的背離、北京文化生產的邊緣的那種競爭的殘酷等等都變成了夢想幻滅的前提。

　　在這里，阿成發現在這樣的生存競爭式的你死我活的奮斗中，總會有人被拋在外邊，而這些人的生存在那種叢林式的法則中變得毫無意義。這個青年如同無根的浮木，失掉了認同和生活的勇氣。于是，在邊城依蘭的那個"大雁劇社"的意義就變成了一種在急劇的變化之中的不變的承諾。這個來自民間的劇社是充滿了活力的。小說提及了公家劇團和民間戲班子之間的差異，刻意表現了民間戲班子和本地社群之間相互依賴，水乳交融的關系。

　　小說描寫戲班子演出的段落是最為感人的，這里的演出并不僅僅是傳統的，而是也有一種對于流行文化的本地化的重寫，一方面融合了傳統二人轉的劇目和表演，，一方面也"模仿"當下的大眾文化，好像是一種文化大雜燴，卻使得這一切完全融入了社群生活的具體情境之中，使得表演足以投射社群的欲望。這就在文化與社群之間建構了一種新的關系，正是這種關系使得戲班子的生存和本地社群之間有一種"有機"的關系。而這個青年也最終發現了一種新的支持自己生活的能力和自身的價值。

　　小說的結尾是戲劇性的，在他演出的過程中，他昔日的女友，電視臺的主持人在臺下觀看，這是一個類似情節劇的片斷。但這里的表現是異常微妙的，一面是昔日女友無動于衷的淡漠，一面是魚標熱切的演出。這里的表現凸顯了一種真正的復雜的情感，也是阿成留給我們的意味深長的表達，顯示了他的困惑和游移之所在。

　　(作者為北京大學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