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中學風波真相：入侵了“素質教育大省”

　　引發全國教育界激辯的衡水中學浙江分校（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分校）不是衡水中學在外地的第一間分校。據時代周報記者的不完全統計，到目前為止，衡水中學在國內辦有18所分校。

　　這所全國十大知名高中之首，以“高考工廠”聞名的超級中學進駐浙江嘉興，3月26日在嘉興港區舉行成立儀式。該校采用“名校辦民校”的模式，由河北衡水中學、衡水第一中學、嘉興港區開發建設管理委員會和廣州高新集團合作創辦，其中平湖市乍浦高級中學提供教學場所及校舍，廣州高新集團提供資金，衡水中學輸出品牌、師資和文化等。

　　衡水中學常年是輿論爭議和關注的焦點，但在此前的十多次辦分校經歷中，衡水中學從未引發過此次這樣大的風波。原因或許是，這一次，作為應試教育“超級中學”的它，闖入了一個中國“素質教育大省”。

　　高考工廠被指惡化教育生態

　　據衡水中學浙江分校法人代表、執行董事肖家興向媒體透露，2017學年衡水中學浙江分校首屆高中計劃開設2個創新班90名學生，其中面向平湖市招收60人，平湖市外30人，吸引了400多名學生報名。

　　由于因違規招生被責令整改，目前，該校所招到的90名中考生都已被送回原籍學校。

　　此外，衡水中學浙江分校開出學生考取清華、北大“每人一次性獎勵50萬元”的優厚條件。在其規劃中，學校規模擴大后，“不限戶籍、面向全國招生”，發展規模將擴至144個班級、6000名在校學生。

　　“平湖引進衡水中學，是地方政府追求升學政績，加之資本推動的結果，想快速在平湖辦一所‘超級中學’。浙江省教育廳叫停違規提前招生，屬于依法監管范圍，是政府部門保障當地教育秩序的根本。”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違背當地的招生規范，違規辦學，是不依法治教的表現。

　　熊丙奇認為，衡水在河北受到當地縱容，在全省范圍內大規模招生，每年在全省招4000多名學生，采取各種手段搶生源，導致底下的縣中全部凋敝，其他地方為了抗衡衡水也采取各種辦法搶生源，惡化了當地的教育生態。“我們憂慮的是，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的升學政績，不依法治教，由此破壞生態。”熊丙奇說道。

　　素質教育表面，應試教育實質

　　與衡水中學所代表的極端應試教育相反，浙江一直推行“素質教育”。但多名浙江中學教師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均表示，新課改和新高考未能實際減輕學生的學業負擔，素質教育表面之下，本質依然是應試教育。

　　2006年，浙江啟動高中課程改革，2012年開展高中選修課改革，2014年被列為全國兩個新高考改革試點省份之一。新高考實行“3+3模式”，即不分文理，除語、數、外再從物理、歷史等7門中選3門選考。而外語(課程)和選考均可考兩次。

　　因為高二進行選考考試，高一必須開足11門課，課業負擔大大加重。

　　“考試次數增多，學生之間差異化逐漸拉大。從高一就指向高考，理念上的素養提升，事實上是備戰高考的機械化訓練。”浙江金華一名高中老師劉欣（化名）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多次考試，致使學生勢必將時間用在強化考點上，忽視非考點。多次考試，存在刷高分現象，對基礎薄弱同學必然不公平；多門學科，為了高分必然避難就易，造成化學、生物、物理學科學習人數減少，大部分人重文科的死背拼記憶，輕理化生的邏輯思維和理解。”

　　“離開生源離開高考，談素質教育是空中樓閣。浙江推行素質教育，但還是以分數為主導，中國的高中一定是以高考為目的。”在杭州某校高中老師肖青松（化名）看來，浙江推行素質教育主要看各校的落實情況，有些學校落實確實不錯，但新課改、新高考之下，學生和老師其實更累。

　　而杭州某教輔機構一線老師胡一明（化名）則透露，他輔導的學生在校也是實行題海戰術。

　　胡一明表示，不同學生對新高考的反饋不同，但總體來說不太成功，浙江省采用等級賦分，在科目分數達到要求之后，有些學生到高三反而不再正常上課，擾亂了教學秩序。“現在學校老師上課比較麻煩，加上走班，有點亂，而且難管理，學校上課趕進度和任務，效果反而不如以前理想。”

　　熊丙奇也同意，目前輿論將“衡水模式”之爭理解為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之爭偏離了實質問題。在當前的升學評價制度之下，我國大多數高中都沒有擺脫應試教育，浙江亦不例外。

　　“河北是高強度、惡化的應試教育，其他地方相對來說不是教育生態嚴重惡化的應試教育。目前的環境無法改變，但可以通過依法治教、規范學校招生和辦學，防止教育生態惡化。這個要有清醒理性的認識。”熊丙奇說。

　　浙江需要“衡水模式”嗎？

　　雖然招致大量批評，但衡水中學浙江分校卻受到家長的熱烈歡迎和加持—該校招生啟動之后報名者眾多就是最好的證明。

　　“昨天幾個同事還說以后要將孩子送過去，對于我們這種條件一般或不是很好的普通家庭來說，衡水分校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胡一明說道。

　　相較于新課改和新高考標榜的素質教育，肖青松甚至更贊同簡單直接的“衡水模式”：“最主要的一點，衡水并不是死讀書、完全應試，外界把它臉譜化了。全國應試的太多了，為什么衡水成功了？科學管理很重要。”

　　“高考唯優制不改，‘衡水模式’就很流行，衡水在管理和應試技巧上已被證明是強項。”劉欣認為，引進衡水，未嘗不是對之前標榜的優秀理念的一次審視。

　　對于外界所認為的“衡水模式”是改變貧困家庭子弟命運的希望、“圍剿衡水中學，毀掉窮人最后一個幻想”等說法，熊丙奇提出了反對意見：超級中學在全省范圍內搶生源，不僅使縣中學的生源流失，也使農村學生升學的路越走越窄，甚至導致農村地區產生新的“讀書無用論”—進不了好高中，就不上高中，進而初中期間就輟學。“當前真正擴大貧困生、農村生進名校機會的是國家、高校和地方的三個專項計劃。從基本的辦學邏輯分析出發，辦好每個縣的高中、初中，才是當地農村生教育的希望。”

　　熊丙奇對時代周報記者強調稱，打造“超級中學”對基礎教育生態的危害很大。如果地方政府為打造教育政績采用這種模式，各地會出現占據大部分北大、清華招生名額的超級學校—而這并不是地方教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