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焦慮 高三語文老師還可以做什么

　　有人說，高三最好教。或是課堂上教學生解題，課外教師自己解題；或是除了訓練，還是訓練；或是以考代教，考二節課，講三節課，一晃一周就過去了。趙成昌老師的《高三了 我們應該教什么》（見《中國青年報》2016年12月20日10版）一文中，道出了這種高三復習常態的一種焦慮。正在教高三語文的我，深有同感，但我沒有趙老師那么焦慮和悲觀。

　　確實，到高三后，應試的壓力陡然增大。分數，是學生、家長的命根子，也是教師、學校的立身之本。所以，從牛校到名不見經傳的普通高中，都離不開應試訓練。加大高三的應試訓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一個正常的教學行為，無可非議。問題是，如何讓學生在高三這一年中少一點機械復習的痛苦，留存一點復習中提升自己的喜悅，是每一個高三老師需要直面的問題。尤其是語文教師需要多一點思考，否則就有可能高中三年，語文素養沒有提高，考分也沒有提升，換來的評價是讀與不讀一個樣。這樣的評價，無疑是令人沮喪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高三又是最難教的，尤其是語文學科。如何教，既考驗教師的智慧和實力，也考驗教師的勇氣和定力。在全民應試的大環境下，教師，特別是語文教師，常常有無助的感覺，但是完全不用如趙老師文中所言“如果人們思想觀念不更新，應試教育現狀不改觀，高考(精品課)命題繼續脫離教學實際，那么高三了，我們真的教什么都沒有用！”那樣悲觀。我們確實沒有底氣和實力改變應試大環境，但我們完全可以憑借我們的一己之力，改變自己的教學環境，讓自己的學生學得不那么累，分數不那么差；教師自己教得不那么乏味，那么辛苦。事實上，一味地應試教學，也換不來高考中的好分數。每年的高考卷總要遭遇批評，但是其命題質量比平時訓練題總要高出一大截，其較強的選拔功能不容置疑。

　　這就需要教師不能把自己的職業僅僅看作一個飯碗，至少把這個職業當成一部分事業來做。平時做有心人，勤于思考；練好自己的內功，增加教師自己的知識厚度；同時，對高考大綱考核的知識點和能力點，了然于心，從應試縫隙中找到學生知識的增長點和能力的突破口，少一些機械的訓練，避免將復習課堂成為師生受難所。

　　我曾經去過一個學校聽課。一位年輕教師給學生復習小說閱讀，從人物到環境到情節到技巧到語言，考核點是一個一個地羅列，然后一個一個地肢解，最后遷移到讓學生做浙江高考真題《撿爛紙的老頭》。這些學生，看到教室后面有人聽課，不好意思倒頭睡覺，但又聽不進，有的用呆滯目光看黑板，有的低頭養神。課后，我同這位老師交流，為什么要這樣復習？她回答，為了應試，依據高考大綱知識點，大家不都是這樣復習的嗎？我說，為什么不嘗試有所變化呢，讓師生的痛苦有所解脫呢？

　　比如，小說閱讀中最大的攔路虎是如何快速讀懂文本問題。先不要忙于做題，同時刪減一些訓練題，從而騰出一些時間。師生先一起重溫師陀的《說書人》、魯迅的《孔乙己》；然后以舊帶新，讀一讀汪曾祺市井小說，如《侯銀匠》等，感受“滿是人間煙火味，而無半點逐利心”的情懷。再來訓練《撿爛紙的老頭》中的考題，課堂氛圍就會改善，效果就完全不一樣。學生積累了閱讀小說的經驗，不知不覺中閱讀的素養提高了；再適時傳授一些答題的技巧，學生完全可以有效提升得分的能力。

　　所以，趙老師文中所言，教課文無用，可能存在誤解。因為高考語文得高分，要有比較厚實的語文素養為基礎，僅有應試訓練是不夠的。至于趙老師說到“高三上《紅樓夢》，竟遭遇到家長、學生趕下臺的窘境”，不知這位老師如何教，我無法評論。但到現在，我還在課堂上，師生共讀《中國古代詩歌散文欣賞》這一選修書。當然，我不忘應試。在課后，讓學生自己從這書中選擇一首詩或者一個文段，模仿高考題，自己來命題，自己給出參考答案；讓同桌來考試，并且賦分。

　　這里，我還可以告訴大家，高中3年，6個學期，我實際授課時間只有5個學期。每周固定一節課，是學生3分鐘脫稿演講時間，每次5人。內容選擇時事熱點，發表自己的看法，不得抄襲現成內容上臺背誦；師生點評后，計入平時成績。從高一入學開始，一直堅持到高考前夕。至今為止，不但無一學生、家長反對，而且很受歡迎。為了這3分鐘的亮相，學生需要去閱讀材料，提煉內容，組織講稿，無形中鍛煉了自己選材與表達能力。不少學生去參加浙江省“三位一體”的面試和自主招生的面試，無需專門騰出時間準備，也無需專門花錢請人輔導，只需點撥一下就行。去年，我所教的學生8人參加上述面試，成功了7人。

　　我之所以說得這么多，不是自吹自擂，是為了說明在應試教學盛行的環境下，教師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過多的埋怨，有把應試教學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之嫌。學生是一個活生生的個體，不是我們換取報酬的機器；教師應該是腦力勞動者，不應將自己的教學行為降格為體力活兒。高三的復習不是苦教苦學的代名詞，讓學生學有樂趣，學有所得，應該是我們高三教師的一項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