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高考 教育公平不能靠“打土豪分田地”

　　這次東部省份高考“協作支持”中西部的事（如果要諱談“減招”的話），似乎變成了一場全國范圍內的地域炮——被“減招”3.8萬人的江蘇在抱怨；被“減招”4萬人的湖北更在抱怨；上海也在抱怨；河南在訴說“一億多人，才有一個211啊”；哪怕作為名額轉入地的甘肅等省份，也表示“不愿意背這個黑鍋”……

　　似乎人人認為自己吃虧，人人都在拿“教育公平”說事，卻表達著南轅北轍的訴求。這是一個“分粥人困局”，當人們對于分粥的公平性存疑時，都會覺得自己分少了。

　　那么全國高考招生的名額的“粥”該怎么分？是不是一些人指望的“全國統一試卷”或者“全國統一招生”就萬事大吉了？但是哪怕全國統一試卷了，還得分省錄取。因為我們得承認各省再教育水平、考試能力上的高低之分。

　　其實，不必自我設限于“全國統一試卷”，因為這等于把高考視為一個“靜態模型”，但高考招生是一個動態過程：“輸出”的結果直接會反饋給“輸入”端的供給。如果都真要在輸出端“公平吃大鍋飯”，勢必影響到地方政府對于高等教育投入的積極性，“靜態公平”的結果就是共同貧窮，就是公地悲劇。

　　近年來，中央層面屢屢從善如流，以“教育公平”之名調整地方高考名額的背后，卻是中國近的九成高校屬于地方的。1990年代，中央開始向省級政府轉嫁高等教育負擔。1994年到2001年間，中央部委屬高校的總經費年均增長16.86%，中央屬高校財政性教育經費占總經費的比重由84.80%下降至57.65%。

　　同時，中央與地方還對985、211等部屬高校實施“省部共建”。地方投入的越多，當地得到的招生名額也就越多，形成了名校的“地方化”。2004年，北京大學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占總數的27%，復旦大學在上海的招生占40%，武漢大學在湖北的占50%……

　　部屬大學招生的“地方化”，引發民意強烈反彈。從2006年開始，教育部要求各部屬高校逐漸減少當地的招生比例，“水多了，放面；面多了，放水”，一腳剎車，一腳油門。

　　教育公平背后，還是一個地方財政投入分享的問題。在承認城鄉二元、地區差異不公平的大前提下，也要承認不同地方對高等教育投入的不同。既然是“分灶燒飯”，全國“統一就餐”就是無法實現的事。

　　所以，教育公平不僅是公民個體的公平，也是中央-地方的財權事權的分配公平。國立大學就應該體現“國字號”，在全國范圍內，按學校招錄標準盡可能平均招生，不能占地方財政的便宜；地方院校就應該理直氣壯地體現“在地性”，服務于當地。以美國來說，州立大學就是傾向于本州，甚至向外州學生征收翻倍學費的。

　　那么，有人可能認為“分灶燒飯”會出現兩個問題。

　　第一，中西部落后地區就不管了嗎？不對！作為統一的國家，發達地區是欠發達地區有幫助責任的，但“親兄弟，明算賬”，還是得回歸“中央-地方的財權事權的分配公平”的治理架構中。東部該對口支援的，要對口支援；該向中央交錢，實施對西部轉移支付的，要轉移支付；但這個責任應該是明確、可以預期的。就像當年東西德統一時，西德為了幫助東德建設，西德公民是要在工資里扣“統一稅”的。同理，“分灶燒飯”之外的對欠發達地區的支持，也應該是明確的，而不能像現在這樣任由中央行政部門裁割。

　　第二，按“分灶燒飯”的思路，地方政府只能管理“二流”的地方大學，怎么辦？

　　其實，地方大學不是注定要比部屬大學差，而是因為中央通過行政管制不讓地方大學的水平超過部屬大學！1990年代初，上海大學作為地方院校，得到了上海的大力支持，當時就用重金挖走了華東師范大學等名校的教授，當時的國家教委立即發文件禁止了這種“挖人”行為。所以，改革的另一個發力點，應該取消對于地方大學、民營大學的種種行政限制，天高任鳥飛，有能力的地方大學、民營大學就應該發展成名校。

　　“分數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種正義；地域平衡，扶持后進，也是一種正義；“分灶燒飯”，就不能全國“統一就餐”，同樣是一種正義。前兩者，之前很多人都談過了，但對于直接關涉高教地方投入的“分灶燒飯的正義”談得并不多。

　　這次自認為競爭激烈的江蘇、湖北，仍不免遭到“減招劃轉名額”。這說明“打土豪，分田地”式的分配公平不啻一個潘朵拉魔盒。

　　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發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教育承載著國家的未來、人民的期盼。高考招生要做到公平，當然也應理順各省的權責利：哪些是本份，哪些是友情，不能弄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