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高考槍手:生活拮據替考掙錢 在校常吃泡面

　　今年6月7日，高考當天，南方都市報記者臥底跨省替考組織在南昌參加高考，隨后南方都市報發布調查報道，并主動配合警方端掉該替考團伙。

　　7月7日，江西省教育廳通報稱，此事件中共有42人被處理—6名替考組織者及中介人員由公安、檢察機關立案查處；7名被替考考生和7名替考者，按教育部第33號令及相關規定處理；涉案的22名公職人員分別給予相關處分。

　　日前，因此次替考被開除學籍的一名大學生“槍手”敖輝(應替考者本人要求，本文使用化名“敖輝”)致電南方都市報，表達悔恨之情，希望得到社會原諒和幫助，給他機會從頭再來，他想找份工作減輕家庭負擔。他同時認為替考罪應入刑，明晰替考產業鏈上每一個環節的處罰規定，以此遏制替考行為。

　　農村娃因拮據替考掙錢

　　“我們村經濟落后，好多人小學、初中就輟學了，我高考那年就幾個同學考上大學，我是考得最好的。”敖輝告訴南都記者，他曾在全市統考中考進前十，然而2012年高考那年，他的成績并不理想，只高出了一本重點線30多分，擔心復讀壓力大、加重家里負擔，敖輝最后報考了武漢一所高校并被錄取。

　　敖輝說，敖輝在大一那年綜合測評排名專業第一，并榮獲校三好學生、校優秀共青團員、志愿服務先進個人等榮譽。南都記者從多個渠道予以證實。

　　敖輝的一名鄰居告訴南都記者，敖家家境不好，在村里現在連屋都沒有了、在郊區租房，父母從前務農，近幾年外出打零工供敖輝讀書。這名鄰居回憶說，“那孩子從小就聰明、發奮，孝敬老的，愛護小的，逗村里人喜歡。”

　　“父母在郊區租房，在學校我一個月生活費500元，經常吃泡面，有些常用的日用品也不買，能不參加的集體活動就想法子不參加，就為省點錢。”敖輝說，他在校生活拮據，同校有學長反復勸他去做“槍手”，稱一切都買通了，即便考上二本院校，報酬也足夠下學期的學費和生活費了。

　　敖輝說，起初他都拒絕了，“畢竟好不容易從農村鯉魚跳龍門，覺得高考很神圣公平。”不過學長反復勸他，并揚言有成功經驗，能確保替考安全，幾度攻勢下他還是決定試試。

　　一度放棄頭目說“都打點好了”

　　參加高考替考前，替考組織反復強調，一切都打點買通好了，替考組織能做出頭像與槍手一致的真實身份證和準考證，但刷機驗證文字信息顯示為考生本人。這種做法在行內被稱為“軟考”，即風險最低的模式。

　　5月底，敖輝才得知替考地點并非此前說的山東，而在江西省南昌。到考前一日，替考組織并沒有做出“軟考”證件。包括南都臥底記者在內的“槍手”，最后只能拿考生身份證進場。

　　南都臥底記者親歷證實，替考小頭目“趙哥”考前曾反復勸慰大家，“莫擔心，一切都打點好了。敖輝坦言，考前他不確定是否能順利進入考場，并曾進考點后躲在廁所不參加考試。但他很快發現“槍手”上廁所都有人跟蹤。

　　“進考場后還想出考場躲進廁所，但監考老師已在宣讀考試紀律，無法出考場了。”敖輝還記得，在考場內膽戰心驚、常寫錯字，光是填準考證號就仔細確認了好幾次，監考老師走過身旁也異常緊張，生怕被發現。

　　回憶替考過程，敖輝稱，進考場時監考老師僅用儀器檢查身上有無作弊器等東西，并未仔細對比證件，對照花名冊時也未發現異常。考試結束后，他被要求留下，并被沒收了證件。隨后他借機溜走，與其余“槍手”會合。

　　“我說不敢考了，趙哥說證件能拿回來下午繼續考，我心慌了，說不管怎樣都不考，那邊威脅‘由不得你’。”敖輝稱，吃午飯時他打開手機，看到同學轉發的替考報道，不久“趙哥”即通知大家收拾東西走人，于是幾個“槍手”分頭離開。

　　次日，敖輝便被警方抓獲，隨后該替考組織“槍手”全部被抓。

　　在看守所恐懼絕望悔恨

　　“在逃離路上，想過去自首，也想過會被開除。”敖輝回憶，離開南昌時他并未刻意隱藏身份，用身份證買了實名認證票。他說，在長途巴士上內心復雜，極度焦慮、恐慌，閉著眼睛又睡不著，想哭又怕被旁人發現，想過關機逃過警方定位，但過一陣又開機了。

　　“不管逃到哪都會被抓住。”敖輝記得，被抓時他大腦一片空白，還被戴上了手銬，“即便該來的還是來了，但依然很痛苦。”不過他并未拒捕，而是主動向警方交代了替考前后過程，并提供了相關線索、配合警方破案，“爭取寬大處理。”

　　讓敖輝意想不到的是，最初他以“偽造證件”為由被拘留，隨后被關進看守所，關在一起的還有吸毒的、殺人的。

　　有時候他還樂觀地頂嘴說自己沒罪，但失落而絕望的時候也想過，最壞的結局是坐牢。為此，他托民警向父母帶話，“自己犯的事，自己承擔后果，別太擔心，不要為我的事給家里加重負擔”。

　　“在看守所度日如年。”敖輝說，最初他無法獲知外界的消息，白天悶在里面等著“放風”，晚上睡不著覺，就望著天花板，想一切可能想到的事情，默默流淚。

　　讓敖輝印象深刻的是，看守所里面一個經濟犯罪的50多歲的男人對他講，“你還年輕，還有機會從頭再來，年輕人要沉穩、一步一個腳印，才能厚積薄發。”

　　回到村里覺得抬不起頭

　　“在看守所，想通了一切。”敖輝說，在看守所感受最多的就是后悔。“不該為了錢、解決（家里的）困難，把學業和前程賭上去。我很糊涂，沒權衡利弊，幼稚，僥幸。”

　　“我認真讀過臥底記者的替考報道。”敖輝說，替考報道是真實客觀的，沒有虛構，報道會讓“槍手”和替考組織有所止步，減少替考行為，“我受過高等教育，也想得通。”

　　敖輝說，他們這樣的大學生“槍手”就是沖著一本去考的，對高考生尤其不公平，他們考上了就意味著有人因此被頂掉。“我是農村出來的，我知道很多寒門學子考上大學有多不容易。”

　　“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不明白法律上對替考的規定，希望能明確，不然以后還有人鉆空子。”敖輝還呼吁將替考罪列入刑法，對替考組織產業鏈上的各個環節都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不能放掉落網之魚，這樣才能真正遏制替考。

　　敖輝回憶，走出看守所一瞬間，他望見遠處的父親，咬著牙沒讓打轉的眼淚流下來。他得知了被學校開除學籍的消息。南都記者亦從該校證實這一處分決定。

　　“回到村里也覺得抬不起頭，對不起父母。”敖輝說，獲知開除學籍后覺得丟臉、前途茫然。他也注意到學校有諸如學霸榜樣崩塌的議論，他不敢與任何同學去聯系。所有的關心、惋惜似乎都在揭傷疤。

　　想找一份工作重新出發

　　從前放假回家總有人以敖輝為榜樣上門討教學習，如今父母悄然躲開。敖輝坦言，替考這件事不僅讓自己受到懲罰，也讓農民出身的父母受到了很多誤解和委屈，他決心發憤圖強回報父母。

　　敖輝的鄰居也向南都記者感嘆，“他就是一時糊涂啊，挺好的孩子，村里也都知道了，很同情他，希望他將來能好好的。”

　　“父母跟我說，農村人出來不容易，到哪都得踏踏實實，你還年輕，以后不管做啥不要僥幸，萬萬不能干違法的事。”作為獨生子的敖輝說，父母想讓他繼續讀書，但他不想再加重家里的負擔，希望找一份工作。

　　說到工作，敖輝言語當中恢復自信，“我覺得自己有創造性，組織、策劃、溝通能力強，適合做市場方面的工作。”敖輝希望得到社會的原諒，想找一份月薪4000元的工作，最好離家近，方便照顧父母。從學徒做起也沒問題，“我能吃苦。”

　　“在哪跌倒在哪爬起來。”敖輝向南都記者坦言，他考慮過通過自考等方式拿到本科文憑，真心希望得到社會的幫助，重頭再來，將來有所作為，有所貢獻。

　　對話

　　“自己的錯自己承擔，受了懲罰想從頭再來”

　　南都：做“槍手”有過掙扎嗎？

　　敖輝：起初拒絕過很多次，但受到學長的蠱惑和反復誘導，說替考組織買通了一切，風險低，如果考上那筆錢夠下學期學費和生活費，能為父母減輕負擔。

　　南都：你怎么看待替考？

　　敖輝：我們做錯了事，但我們也是受害者。替考本身破壞公平，考生不會主動找“槍手”，一般是家長主動為孩子找路子，如果沒有家長的需求，也就不會有替考。找“槍手”的家長也應該承擔責任和后果。

　　南都：你覺得應該怎么處理替考組織才能有效減少替考行為？有網友說要設立“替考罪”。

　　敖輝：我支持在刑法中設立“替考罪”。因為一直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該怎么處罰替考組織，替考組織利益鏈上的每一個人，包括“槍手”、偽造證件的、各環節的組織者還有被替考者的家長，都要明確怎么處罰。像我們大學生“槍手”被開除了，那畢業的呢？如果沒明確規定，以后還是有人憑僥幸鉆空子。

　　南都：你怎么看臥底記者的報道？

　　敖輝：說真心話，被關(看守所)的時候，反感過臥底記者和報道，但時間很短暫，畢竟我也接受過高等教育，自己的錯自己承擔，更多的是后悔。

　　南都：后悔什么？

　　敖輝：不該為了錢，為了解決(家庭的)困難，把學業和前途賭上去，而且很糊涂，沒權衡利弊，幼稚，僥幸。

　　南都：家里人現在什么看法？

　　敖輝：受打擊最大的是父母，村里本來大學生就少，當年高考我爭了光，但現在一家子在村里抬不起頭。母親身體不好，那陣子整天以淚洗面。

　　南都：未來有什么打算嗎？

　　敖輝：事情已經出了，父母說我還年輕，說以后做什么都不能僥幸，更不能干違法的事。農村人出來不容易，要腳踏實地、不能拿前途去賭。父母希望我讀書，但家里經濟困難，我寧愿參加工作來減輕父母負擔，再苦再累都不要緊。

　　南都：有信心嗎？

　　敖輝：對，我做錯了事受到了懲罰，但我想從頭再來，我想自己爬起來，希望得到理解和幫助，我想找份工作，希望將來為社會做出一點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