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萬億非儲備性外匯資產應該在國家資產負債表上

　　摘要：《21世紀》：我們看到，經濟危機以來，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呈增多趨勢，不但有美歐等發達國家，也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受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的產品類別也越來越多，您如何看待如此大規模貿易磨擦產生的原因？

　　經濟危機往往與貿易保護主義相伴而生，這次也不例外。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今年前三季度，有19個國家對中國產品發起共88起貿易救濟調查，涉案總額102億美元，數量和數額同比分別增長29%和125%。

　　中國連續14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WTO成員，連續三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成員。這顯然與中國占全球貿易份額嚴重不符。而在WTO框架內解決貿易爭端的前景也并不讓人樂觀。

　　與此相對應的是，出口積累的2.3萬億外匯儲備在轉換為國民福利方面無甚作為，如何提振內需一直是一個難題。

　　對此，本報專訪了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

　　最優的策略選擇是針鋒相對

　　《21世紀》：我們看到，經濟危機以來，中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呈增多趨勢，不但有美歐等發達國家，也包括一些發展中國家，受貿易保護主義沖擊的產品類別也越來越多，您如何看待如此大規模貿易磨擦產生的原因？

　　張燕生：首先，我們發現全球經濟增長與全球貿易保護主義之間呈現顯著的反向聯系，也就是說，全球GDP走勢低頭的話，貿易保護主義案件就會抬頭；反之，如果全球GDP增長向上的話，那么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案件就會隨之減少。當下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顯然是與此輪金融危機有很大關系。

　　第二個原因是，目前全球治理結構存在著嚴重的制度缺陷。從多邊貿易體系的角度來講，多哈回合談判自2001年底啟動至今已有8年，去年由于美國和印度因農產品[11.672.73%]貿易開放的保障機制互不相讓而導致談判破裂，但危機過后國際社會認為應該重啟談判，我們期待明年年底以前能夠達成新一輪的多邊貿易開放協議，用貿易進步來完結多哈回合的談判進程。但是，要想讓各個國家讓步本國貿易利益是很難的，不僅多哈回合談判不樂觀，而且期待在WTO框架內制衡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也很難。如果一個國家要動用反傾銷、反補貼等手段搞貿易利己主義，我們會發現WTO解決貿易沖突的協調能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個原因，中國既是一個貿易大國，又是發展中大國，這兩個特征決定了中國現在的貿易結構非常容易與貿易伙伴國發生沖突。

　　中國目前的貿易結構主要是最終消費品，產品是直接賣給老百姓的，因此進口國就直接感覺到中國產品的競爭。如果出口的不是最終產品，而是中間產品的話，其區別是很明顯的，因為別國需要你的中間產品作為零部件，就會對你的產品有依賴，從而會少一些貿易摩擦。這就是為什么德國的外貿依存度雖然比中國高，但德國面對的貿易摩擦和沖突卻比中國少得多。

　　另外，中國的目前貿易結構以低檔產品為主，進入門檻比較低。全球過剩的產品永遠競爭比較激烈，到哪都會打仗。

　　《21世紀》：如此大規模的貿易摩擦對中國帶來哪些挑戰和壓力？

　　張燕生：我認為，目前常被用到的四種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反傾銷、反補貼、特保、技術貿易壁壘，沒有一個是中國容易對付的。

　　首先看反傾銷，由于中國非市場經濟地位的限制，一旦發生反傾銷調查，中國企業的成本和價格參數必須取第三方的，那么，無論哪個第三方的成本都比中國貴。即使是印度，其綜合物流成本、產業配套成本等也明顯高于中國。

　　再看反補貼。反補貼和反傾銷是矛盾的，反傾銷調查是說企業有不公平的競爭貿易行為，反補貼是說政府有不公平地支持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交換的變相補貼行為。二者的矛盾就在于，如果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地位，那么中國的成本和價格的參數是不能夠使用的，那么就不能對中國進行反補貼調查，因為沒有辦法衡量中國的補貼程度。因此，一般的反補貼都是認定其為市場經濟，因此才能進行反補貼調查。美國一方面說中國是非市場經濟地位，一方面又說中國的市場經濟已經發育到足以進行反補貼調查，這顯然是矛盾的。美國自2006年開始首次啟動針對中國銅版紙的反補貼調查，就認為中國市場經濟已經足以提供可靠的參數。無論是銀行利率水平的決定，還是對國有企業采取的政策，都成為其理由，這讓中國百口莫辯。

　　第三個問題是特保。特保的貿易工具跟前面兩個不一樣，反傾銷、反補貼是假定企業或政府有不公平競爭的貿易行為，而保障措施是假定你的競爭行為是公平的，但是由于你出口太多而對別國國內相關產業造成了實質性損害或存在實質性損害威脅，因此對你實施貿易救濟性措施。特保這一工具有三個特別不合理之處：一是歧視性，只針對中國；二是單向性，WTO任何一個成員都可以用特保來制裁中國，而中國卻不能用特保的條款制裁任何一個WTO成員；三是有貿易轉移的規定，也就是一旦一個國家對中國實施特保，那么中國的產品轉移到另外一個WTO經濟體也同樣可以被特保制裁。這樣顯然會對整個相關行業造成致命打擊。

　　第四是技術貿易壁壘，食品檢疫、安全檢疫、產品檢測、技術標準這一整套標準，動不動就判定中國的某一個指標不能達標，因此相關產品就不能進口。

　　我們會發現，憑借這四種貿易手段，針對中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案件占全球的比例遠遠高于中國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例。這方面的復雜性就在于，啟動對華貿易摩擦程序的經濟體既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既有大國也有小國。而且從類別看，我們會發現，鋼鐵、紡織、化工等我國目前產能過剩的產品都是目前遭受貿易保護打擊最大的。

　　《21世紀》：面對這樣一種復雜的貿易摩擦現狀，您對中國的應對策略有哪些建議？

　　張燕生：首先，我所研究人員用博弈論的模型計算中國應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貿易保護主義行為，最優的策略選擇是針鋒相對。

　　為什么要針鋒相對呢？這就要考慮到東西方價值觀念的差異，比如說美國人在處理沖突的時候，他們會強調先發制人、以牙還牙、先小人后君子，而中國人則強調后發制人、以柔克剛、先禮后兵。但中國人的處事哲學和價值觀對西方人來講，他會認為你肯定有鬼，沒鬼為什么一直處處謙讓呢？因此中國忍讓的最后結果是他會認為你是賊。

　　以出口導向帶動產業升級

　　《21世紀》：您對于中國在內需跟外需之間的調整過渡，有怎樣的看法？

　　張燕生：2008年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獲得者克魯格曼講了一個道理：內需好比是本，外需是本以外的增量，外需每增加一個單位，如果能夠賺回固定成本，而賺不回可變成本，那么對企業而言，就意味著每出口一個單位的產品就會攤薄固定成本，毫無疑問，增量對總成本降低是有好處的。因此出口所產生的規模效應帶來的每一個邊際單位的出口都能夠降低總成本，提高邊際收益。從這個角度來講，外需是非常重要的。

　　外需還有一個一直得不到解釋的理論，就是為什么出口導向發展的業績會比進口替代好？中國臺灣在1960年代有過一場論戰，叫“亞當斯密大戰李斯特”。臺灣地區當時是應該搞出口導向呢，還是應該搞進口替代？批評出口導向的人認為，臺灣當時可供出口的只有菠蘿、大米、香蕉，這些東西在國際市場的價格是長期相對下降的，也就是可以換回的先進國家的技術和工業設備會越來越少，出口購買力將長期惡化，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臺灣地區不可能憑借搞出口導向富裕起來。但事實證明不是這樣的，臺灣以香蕉、大米、菠蘿參與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后，慢慢從生產香蕉、菠蘿、大米變成了紡織、服裝、鞋帽，再變成了小五金、小機電，存在一個動態升級的過程。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出口導向確實優于進口替代。外需不僅僅是為了掙外匯，而是通過國際交流，縮短了中國與世界在技術進步、知識積累和創新方面的差距。

　　但是任何一個道理都是雙刃劍，不能僅強調一面，而要強調平衡。長期的雙順差，意味著長期的實際資源凈流出，那么其國內的資源和環境壓力就會增大；別人就會給你貿易保護的報復；國內的資本和國內企業就會受到抑制；中國的自主創新、自主品牌和自主營銷的能力長期得不到培育，就不能實現成長和升級。

　　央行的資產負債表還是國家的資產負債表？

　　《21世紀》：中國強大的出口，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但是如此強大的出口外匯，在轉化成國民福利這方面顯然還很不足，如何提振內需一直是一個難題。您如何看待？

　　張燕生：中國改革開放30年以來積累了2.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為下一步經濟福利的增進提供了基礎。我覺得，現在到了以外匯儲備增進國民福利的階段，但只是剛剛開始。

　　《21世紀》：那么下一步應該怎么走？

　　張燕生：外匯儲備資產就是要滿足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三性原則”，隨時可以用來抵御國際收支風險的這部分資產，到底多少是合理合適的呢，我曾和相關研究人員有過這方面的討論，他們認為6000億-8000億美元是合理的。那么，2.3萬億如果減掉8000億還有1.5萬億，也就是說這1.5萬億是非儲備性的，不應該滿足安全性、收益性和流動性的三性原則，就不應該趴在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而應該在國家資產負債表上。

　　研究人員分析，這1.5萬億可以分階段，一步一步地藏匯于民，由居民、企業、銀行和政府部門持有。這些錢可以用于三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用于“走出去”對外投資，比如投資一些資源和能源類資產；也可以投資海外加工組裝基地；另一方面是投資于中國目前比較缺失的全球營銷渠道，目前進出口渠道主要靠國外大采購商，比如沃爾瑪，中國還沒有形成自己的營銷能力，一旦危機來臨，采購商不買的話，我們的產品就銷售不出去。除了中國產品要走出去，中國的金融、貿易、科技等都應該走向全世界。也就是說中國需要拿1.5萬億在未來20-30年建立起自己的全球生產體系。

　　第二方面，促進國內結構調整和擴大內需，提高國民福利。這部分錢可以搞技術進口、設備進口、人才進口，這對國內的經濟發展當然是一個重要支撐。另外也可以變為社保基金的資產，幫助老百姓解決后顧之憂，假設社保基金既有人民幣資產又有外匯資產，在一定程度上，我們就會過得更安全。

　　第三方面，這筆錢可以用來增強中國的軟實力建設。目前有一些妖魔化中國的現象，比如把中國到非洲投資說成是新殖民主義，在這方面，我們需要證明中國去非洲開采資源，不會給非洲留下一個資源枯竭型的城市，不會把非洲作為過剩產品的傾銷地，而是作為一個共享發展的南南合作的新模范。我們的外匯儲備可以在這方面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