誣陷劉少奇的三頂“帽子”是如此制造的

　　【摘要】：經過這樣一年多的緊張編導，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冤案出臺。“四人幫”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證詞”上，江青還滿意地做了親筆批注：“重要證據”。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得意忘形地大聲宜布：“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禍國殃民的“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革命”矛頭很快便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二把手劉少奇。這位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數月間竟成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成為要打倒的頭號對象。

　　為了置劉少奇于“永世不得翻身”的死地，江青、康生等得知劉少奇早年從事工人運動時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便在這上面大做文章，指派人用各種卑劣手段制造假證，最終給劉少奇扣上了“叛徒、內奸、工賊”的彌天大“帽”。堂堂國家主席被殘酷批斗，非法監禁，折磨至死，真可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大冤案。

　　奉天即今日的遼寧地域。定劉少奇為“叛徒、內奸、工賊”的“證據”，是八個所謂“知情人”的“供詞”。“文革”結束后，中央派人到遼寧調查，弄清了歷史真相，推倒了所有假證，劉少奇的沉冤終于得到昭雪；但江青等人當年是怎么策劃的，那些偽證又是怎么制造出來的，其詳細情節還鮮為人知。今年是劉少奇誕辰百周年，我們當年在遼寧參加過這一復查和清查工作的人，深感有責任把這一罪行的內幕公布于世，讓人們永遠勿忘這一觸目驚心的歷史教訓。

　　肩負特殊任務的人

　　七月流火。1967年7月，遼沈大地武斗正熾，社會一片混亂與恐怖。某日，一架從北京來的飛機在沈陽機場降落，機艙里坐著三個面容冷峻的軍人，其中一位是駐遼寧某部的軍政委，而他的任務卻只是奉命陪同兩名比他軍職低的人安全抵沈。此舉足以說明這是兩個有特殊使命的人。

　　是的。他們是奉江青之命來沈陽的。此時的北京城里正在“炮打司令部”，江青一手操縱戚本禹組織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對劉少奇、王光美批斗、抄家；一手又策劃了聲勢浩大的“揪劉火線”。此時，“中央文革小組”的專案組得到遼寧“造反”組織的報告，說劉少奇1929年曾在奉天紗廠被捕過，是否也應查一查。戚本禹連忙于7月28日寫報告給江青：“建議迅速派專人赴沈陽組織三百紅衛兵(三人一組，分一百組共同作業)，查找敵偽檔案，把劉的‘自白書’找到后，即可在適當時機公布。”江青見報如獲至寶，當天就批示：“立即物色一至三名同志去沈陽，照你的意見辦。”同一天，中央五O四專案組(王光美專案組)副組長巫中等二人就在某軍政委陪同下飛臨沈陽。這位炮兵出身的軍人專程來沈搜集“重型炮彈”了。

　　帶血的證詞

　　就在巫中等人抵沈的當天，一個具有相當級別的七人領導小組成立了，一個下設15人的徹查辦公室成立了。在整整50天的時間里，徹查辦發動東北三省，查了1929年前后的245萬卷檔案和報刊資料。然而，他們卻一無所獲，沒有查到劉少奇同志所謂“叛變”的任何證據，戚本禹寄予很大希望的“自白書”純屬子虛烏有。

　　面對這種狀況，江青一伙豈肯善罷甘休，從歷史檔案中找不到的東西，他們要從活人口中挖出來。于是，徹查辦把1929年前后中共滿洲省委工作人員和張學良時期奉天軍警憲特的名單，以及奉天紗廠職工的花名冊印發全東北，從市到縣直至城市街道、農村公社普遍成立了徹查機構，逐一查找名單上的人，要求“活著的查到人頭，死了的查到墳頭”。

　　在中央專案組巫中指揮下，按照他們在北京虛構的劉少奇叛變情節，徹查辦成立了若干徹查小組，進一步沿著“奉天紗廠一警察局一法院一張學良長官公署”這樣一條線，查找1929年前后在其中任職的人員，不管是否了解情況，只要活著又任過職務的就列為重點知情人。有些甚至已經是神智不健全的人，也作為證人搜羅起來。

　　專案調查尚未開始，巫中就劃框框、定調子，肯定劉少奇已經“叛變自首”。他說：“查劉少奇罪證關系極為重大……這是一項戰略任務。有罪證是肯定的，只是查出來查不出來的問題，不存在有沒有的問題。”對調查方法，他明確提出：“要經過斗爭”，“以政治斗爭為主，也要采取一定措施，如斗爭會、小型專政等。”按照這個指導方針，辦案人員對“知情人”采取了種種威逼手段。通過外調方式談話得不到他們需要的東西，就以隔離辦班為名進行拘留審查，剝奪人身自由，用專人監管，施加壓力。一次次的審訊，一次次的威脅恫嚇，直到證人俯首就范，讓說什么就說什么，讓證什么就證什么，不達目的不罷休，比古已有之的“莫須有”手段還要毒辣。

　　辦案人員對原奉天高等法院檢察處書記官(即記錄員)劉青第的審訊，在1967年12月14日至1968年1月10日的27天里進行了38次。劉青第本來什么也不知道，只因專案組對他的身份感興趣，所以成了重點“知情人”。在多次威逼下，劉青第受不住了，說：“我想了，沒想起什么來，你們是不是把那時候的事寫下來，我簽個字行不?”辦案人員咄咄逼人地說：“你能想起來，你的立場轉變了就會想起來了!”“你打算怎么辦呀?就打算受處分嗎?”又恫嚇說：“是在這兒常住下去嗎?”“你不說，我們有地方把你擱起來!”在反復的誘、逼、嚇唬下，劉青第照專案組的指點寫了“交代”，幾經修改，形成“證詞”后，立刻被當作戰果帶回北京。

　　在辦案人員的高壓威逼下，先后有賈文琦、董仁、熊守成、關慶云四名“知情人”自殺(均未遂)。有的吃藥，有的跳樓，有的用刀片割脖子。

　　1967年12月13日晨5時，在嚴寒的晨光里，一個被關押在公安廳招待所隔離班的人，突然用刮臉刀片割開了自己的脖頸，頓時鮮血淋漓。他叫關慶云，曾在奉天省警察局行政科當過代理科長。辦案人員在他家中訊問十幾次沒有結果，就將他關押起來。經過多次審訊，仍然無法滿足他們的要求。關慶云被逼不過，只得一死了之。經過搶救脫險之后，關慶云血跡未干，傷口未愈，審訊就又開始了。根據徹查辦主任的授意，辦案人員先向關介紹了1929年的所謂案情，然后讓他自己“交代”。關慶云欲死不能，不說不饒，被逼無奈，最后表示：“只要能打倒走資派，我就證實，哪怕犧牲我自己。”一份劉少奇被捕后如何叛變、如何出賣黨的機構和同志、造成共產黨多人被捕的假證詞，就這樣出籠了。

　　在專案組取證的人中，還有一個叫楊明襄的。這人曾在紗廠看門，是個文盲，從1953年患神經病，一直未愈，是當地有名的“楊魔癥”(東北話稱半瘋半傻的人)。專案組也把他作為重點知情人帶到招待所“辦班”。楊大小便不能自理，就找專人照看；楊根本記不得什么事，專案人員就不厭其煩地給他講“紗廠的故事”。有時嚇唬他，有時又來軟的。知道他傻乎乎，愛吃好的，就給他弄好的吃，以此進行誘供。他吃油條吃飽了，就往兜里揣，那時候吃上一頓炸油條很不容易，取“證”自不成問題。給他雙大頭鞋，他就會在所謂的證據上按手印。叫他回家時，他竟不愿走，問他：“怎么不愿回家?”他說：“這里吃得好。”就這樣，1967年12月15日，一份楊明襄的“證實材料”形成上報。一個“魔癥”竟然在置國家主席于死地上“發揮”了作用。

　　“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

　　1968年向全黨公布的中央專案小組審查報告，誣陷劉少奇被捕后叛變革命，上書張學良感恩戴德，并在中東路事件中充當內奸等等。在一份所謂“證詞”上，證明人寫的是原省政協副主席劉多荃，而實際的撰寫者卻是徹查辦和專案組的人。

　　劉多荃當年是張學良衛隊的上校團長。偵破共產黨案件這類事并不是他的本職工作，他也確實不知道。但專案組急于利用他的身份，就把他監管起來，反復進行威逼、恐嚇、引供，拍桌子瞪眼睛，警告他：“不要執迷不悟，如不老老實實寫材料，絕沒有好下場”，“識時務者為俊杰”，“要老實交代，這對你自己及家庭、子女都有很大關系。”隨即沒完沒了地讓他寫。劉多荃當時已是年逾古稀之人，殘酷的折磨使他難以承受，從精神到身體都陷于崩潰。于是，專案組看準火候，開始“啟發”、“誘導”式的訊問。先讓劉多荃回想“九·一八”事變前幾年發生的重大政治案件，后來又讓他考慮1929年7月至1930年11月間發生的大事，最后又縮小到1929年8、9、10三個月發生的大事。要他一月一月地猜、說。當他按順序猜到“9”時，專案組馬上告訴：“抓的時間差不多。”

　　被捕時間解決了，又開始追被捕地點。劉多荃講：“聽說破獲的案子，一部分是工業區，一部分是日本站，日本站這個重要。”專案組對此不滿意，反復追問，進行指供：“紗廠是怎么回事？”劉多荃含糊搪塞地說：“紗廠抓的人與他們是一個組織的。”于是少奇同志的被捕地點問題又算解決了。對被捕人的身份，劉根本不清楚。從當年的審訊記錄上可以看到，劉多荃說：“幾次談話你們都讓我考慮這個共產黨案件是個什么身份的人，在我的記憶里沒聽到有人向我直接講；我想不起來，也不能瞎編呀!不過……我想一定是個大案子，是個東北主要負責人。”在多次誘供之后，辦案人員干脆露骨地挑明：“你往最大走資派身上聯系過嗎?”在這樣明顯的指供下，劉只好說：“關于最高領導人職務，我記得當時聽他們說書記或總書記。”在專案組的繼續“引導”下，被捕人數從十幾人逐漸減少到三人。關于釋放后的去向，劉說“往西南”，不行!說“送天津或營口”，也不行!最后改為“上北邊去了”，“就是為了利用他”，這才使專案組滿意了。劉多荃出獄之后，于1979年5月至11月兩次寫出更正材料，說他1968年寫的兩篇證明材料，“是專案組從我到學習班被監護的整個期間，被逼所寫的幾十萬字材料中，摘錄要我抄寫的”，完全是虛構的。

　　為了把證詞搞得不露馬腳，辦案人員在徹查辦負責人指揮下，對所謂“證人”的談話記錄進行隨心所欲地再加工，把“聽說”、“可能”、“如果”等詞句統統刪掉，再經過赤裸裸地篡改、羅織、生編硬造，然后整理成材料，再讓“證人”抄寫、簽字、畫押。結果，他們送往中央的71份證詞中幾乎沒有一句是真話。對定少奇同志所謂叛徒、內奸、工賊的八份主證中七份出自遼寧。另一份就是在北京的孟用潛。專案組在遼寧大搞逼供信的同時，對孟用潛也進行了威逼。他們將和劉少奇同時被捕的孟用潛“隔離審查”，采取小型斗爭會的辦法，白天晚上連續審訊了7天。孟用潛在身心交瘁的情況下違心地按專案人員的授意，講了被捕叛變的話。以后孟曾給毛主席寫了20封信申訴翻供，講述真相，但均被扣壓。

　　經過這樣一年多的緊張編導，一起駭人聽聞的特大冤案出臺。“四人幫”一伙欣喜若狂，在一些“證詞”上，江青還滿意地做了親筆批注：“重要證據”。1968年9月11日，江青在一次會議上得意忘形地大聲宜布：“我現在擔負著第一個大專案。”“我現在可以告訴你們，劉少奇是一個五毒俱全的大反革命、大內奸、大叛徒、大特務。……這個大內奸啊，我覺得他應該千刀割、萬刀割。”張春橋指著一摞假證陰險地說：“這樣一本就要叫劉少奇永世不得翻身!”

　　1968年10月7日，周恩來同志看到這些假證后，感到非常可疑，追問徹查辦外調組的一個負責人說：“你們是不是把情況都告訴了被調查的人，劉少奇的名字是你們說的還是暗示的?還是誘供的?什么大個子、白凈臉、高鼻子、南蠻子?”這位負責人當面欺騙總理說：“這些問題我們沒有告訴他們。”總理問：“那劉多荃沒說劉少奇的名字，為什么在證據上寫上了劉少奇呢?是不是你們告訴給他了?”回答說：“那是我們在最后取證時加上的。”周總理生氣地說：“那就不好。你們學過歷史唯物主義嗎?”在周總理趕去接見外賓后，這些人立即做手腳，對可疑之處進行修改，然后送張春橋，由張春橋最后作了親筆修改。當時連中央專案組也有人提出：1930年中共滿洲省委和黨組織遭到大破壞是杜蘭亭出賣的，與1929年劉少奇被捕無關。但張春橋仍然生拉硬扯，將罪名強加在劉少奇頭上。

　　由此，中國共產黨的第二號領導人物和國家元首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繼而在中共第九次代表大會上被“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的內外的一切職務。

　　歲月流逝，劉少奇同志早已恢復了歷史上應有的崇高地位，江青等人也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當年那些賣勁逼供、出賣良心制造假證的人，也已在清查“四人幫”的罪行時受到了應有的懲處。回顧這一頁沉重的歷史，使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到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重要，也使我們深感今日的改革局面是多么來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