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百家]《文心雕龍·序志》篇新探

　　《文心雕龍·序志》篇新探

　　凌川

　　內容摘要：劉勰在《序志》篇中提到“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的目的在于揭示《文心雕龍》的主旨是解決文質關系的，具體到六朝文學就是質不勝文、文質不協調的問題，而“文體解散”則是它的主要表現形式。同時《文心雕龍》在寫作體例上又不同于子書、“近代文論”和經學家的注經著作，它融“彌綸群言”和“研精一理”于一體，實現了理論的概括性和針對性的統一。

　　關鍵詞：《序志》；丹漆之禮器；彌綸群言；研精一理

　　作者簡介：凌川（1978～），男，漢族，山東臨沂人，文學碩士，魯東大學學報編輯部編輯。

　　《序志》位列《文心雕龍》末篇，在全書中起到了提綱挈領的總結作用，歷來受到研究者的重視和關注。在此篇文章中劉勰賦予《文心雕龍》以何種文學思想主張和個人的理想追求，以及如何定位它的著述體例和性質，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必須跨越的障礙。盡管前人已提供了諸多求證的方法，筆者感到其中仍有言猶未盡的地方，下面試析出“丹漆之禮器”和“論”兩個概念，從此出發對《序志》篇作一管中窺豹式的分析。

　　一

　　1．“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解

　　解決文壇弊病是劉勰寫作《文心雕龍》的根本出發點，而這也成為他追求聲名流傳的個人抱負的落腳點，在《序志》、《諸子》篇中他很自然地流露了這種傾向：

　　歲月飄忽，性靈不居；滕聲飛實，制作而已。夫有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于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渝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序志》）

　　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之群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彰。惟英才特達，則炳耀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焉。（《諸子》）

　　通過“立言”達到不朽這種觀念由來已久，《左傳》中就有了“三不朽”之說，曹丕則進一步表達了通過著述達到“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的強烈意愿。值得注意的是，劉勰的“垂文”、“立言”、“建言”多與“樹德”、“立德”相提并論，立言以樹德不是一般的文章所能達到的高度，只有孔孟這樣的圣人才能做到。可見劉勰對《文心雕龍》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的文學抱負實在不淺，而這種自信建立在他對六朝文學弊病深切著明的洞察基礎之上的。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追求功名德行的原動力，激勵劉勰去完成《文心雕龍》這部著作。而孔子刪經立體的集大成精神正是劉勰需要繼承和實踐的，他推崇孔子，以孔子繼承人自居，依據就在文學現實。

　　劉勰在《序志》篇提到曾經夢見自己“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日本學者戶田浩曉指出劉勰的這個夢“表示只有他自己才是當代圣人之道自覺的繼承人和宣傳者”，[1]（P7）可謂切中肯綮。此處的“丹漆之禮器”，《文心雕龍札記》注為“蓋籩豆也”，[2]（P217）大概是指籩豆、觴、瑚璉、俎一類用來祭祀的禮器。我們知道古代的禮法制度等級森嚴，禮儀活動莊嚴肅穆，用來祭祀的禮器大多沒有華美的雕飾，《禮記·郊特牲》認為“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鹽鐵論·散不足》則指出古代事事崇尚節儉，“唯瑚璉觴豆而后雕文彤漆”（古代“彤”、“丹”經常通用），只有禮器才稍加裝飾。《孔子家語》則記載孔子求卦，僅僅因為得到一個賁卦就感到十分不高興。孔子認為“賁卦”過分強調華美的雕飾，不是“正色之卦”，并說“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質有余不受飾故也”。“不受飾”并不是不加修飾，專家指出漢代出土的漆器絕大多數里面是朱紅色，外面是黑褐色的，[3]（P72）由此可見，“丹漆之禮器”盡管十分樸質，但也是有所修飾，只不過修飾的十分樸素而已。《文心雕龍》在處理文質關系時繼承了這一美學原則，“斟酌乎質文之間”（《通變》），堅持質先于文，文質并重，強調先天本然之美與后天文飾之美的結合，比如在《情采》篇提出“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革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文”要附“質”才能存在；“質”也必須有相宜的“文”來表達自己。劉勰“執丹漆之禮器”就是要解決六朝文學文質不和諧這一問題。

　　2．“文體解散”是六朝文學質不勝文的集中體現

　　其實不只是劉勰，與他生活年代相近的裴子野、顏之推也看到了六朝文學作品中文與質不協調的現象，但三者在對當時文學弊病的認識和解救弊病的途徑問題上又有所區別。為論述方便，茲錄三人觀點如下：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為詩，既行四方之風，且彰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后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棄指歸而無執……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淫文破典，裴而為功。（裴子野《雕蟲論》）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甚去泰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宜以古之體制為本，今之辭調為末，并須兩存，不可偏棄（《顏氏家訓·文章》）

　　“去圣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

　　六朝文學的弊病在于它的枝葉大過了主干，干弱枝強，文人追新逐奇，崇尚浮淺怪異的語言，過分重視辭藻的修飾。裴子野以道學家的眼光審視這一文學現象，不懂得也不愿意接受文學新變所帶來的鮮活氣息，把文學視為雕蟲小技，滿足于為儒家經典做離章析句的注釋工作，他的文學觀念簡單、粗暴，一味復古，開歷史倒車。顏之推雖然意識到了改革文學體制的必要性，這與劉勰的觀點相近，但他又感到“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甚去泰耳”，鑒于文學新變力量的強大和文學時尚的十分流行，他整頓文學體制的想法又有所保留，主張先革除文學的繁枝茂葉，使之不要過度的泛濫（“去甚”、“去泰”）。而劉勰則沒有回避“文體解散”這一文壇現狀，《詮賦》批評“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情采》說到“后之作者，采濫乎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制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定勢》提及“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返，則文體遂弊”，劉勰也談到了“去甚”、“去泰”的問題，提出“酌《詩》、《書》之曠旨，翦揚、馬之甚泰，使之夸而有節”（《夸飾》），但他正末和歸本并舉，大力宣揚“體要”的觀點，極力反對“訛體”、“變體”。在此基礎上提出“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的主張。可以說“文體解散”是六朝文學中文質關系混亂的集中體現，它是劉勰提出“體要”理論的現實依據，也是《文心雕龍》提出一系列問題的根本出發點。

　　二

　　今人程千帆先生在《程氏漢語文學通史》一書中提出《文心雕龍》是“劉勰的子書”的觀點。[4]（P97）筆者認為這一說法與全書的主體內容不符，更與劉勰的初衷有出入。仔細通讀全書，可以看出劉勰傾向于將《文心雕龍》歸為“論”體，同時他又賦予它以獨特的“論”體特征，即它是“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的。這一定義既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論”，也有別于戰國、兩漢時期的子書。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序志》、《論說》和《諸子》中找到明確的答案，先來說諸子散文與《文心雕龍》的異同。

　　1．《文心雕龍》與諸子散文

　　首先，論作為“述經”的文體，它在源頭上就與子書不同，劉勰認為春秋時期的老子和孔子二人即是“經子異流”（《諸子》）的分水嶺，他甚至抬出《論語》，把它作為以“論”命名的“論體”的開端。實際上《論語》的“論”字是“論纂”的意思，與議論文根本不相關聯，而且《論語》早在東漢時期就被確立為“經”。《文心雕龍》硬是要把它歸屬到“述經”的傳注體（相對經書而言）中，一方面的原因是劉勰沿襲了傳統的觀念，認為孔子是“素王”，如章學誠所說“大抵為典為經皆是有德有位……夫子有德無位……故《論語》、《孝經》皆為傳而非經”，[5]（P139）更主要的恐怕在于劉勰認為孔子的功績就在“述訓”、“述經”，這是孔子能夠集大成的基礎。劉勰以述經為己任，他的內心深處是以孔子為人生理想的榜樣的，所以他很自然地把孔子門人輯錄的《論語》作為同屬“論體”的《文心雕龍》的淵源，這是在“溯源流”的方面為《文心雕龍》的集大成思想找依據。可以說盡管有些地方與事實不符，他還是有意為之，可見劉勰寄予《文心雕龍》以很大的期望。

　　其次，《文心雕龍》與子書在內涵上不同。盡管一個主張“博明萬事”，一個追求“彌綸群言”，兩者在內容的包容性和廣延性上具有相似性，都貴博尚通。但諸子往往以“萬事”為宗，“蔓延雜說”（《諸子》），內容駁雜卻又大而無當，缺少焦點關注和理論的針對性。有鑒于諸子散文的這一不足，劉勰加強了論述的理論和現實針對性，《文心雕龍》“彌綸群言”的目的就在于“適辨一理”，它將“博見”和“貫一”合而為一，“博見”是“饋貧之糧”，它有助于拓寬學術視野，補救見識的貧乏；“貫一”是“拯亂之藥”（《神思》），能夠“救濟時病”、“裨補時缺”，劉勰針對六朝文學弊病開出的藥方就是宗經體要。“博見”的目的在“能一”，“博而能一”這既體現了劉勰一貫的集大成思想，又彰顯了他濃厚的現實主義人文關懷。劉勰始終心系當代文壇，《文心雕龍》討論的一系列問題都以解救文壇弊病為旨歸，突出了理論的現實針對性。基于上面的理解，我們也就不會認同清代學者李安民以“彌綸群言”為劉勰的“自命”這一偏頗的認識了。[6]（P164）

　　2．《文心雕龍》與“近代論文”

　　“近代文論”中不論是李充《翰林論》的“論貴于允理”（《太平御覽》卷五百九十五）、曹丕《典論·論文》的“書論宜理”，還是《文賦》的“論精微而朗暢”（李善注：論以當為宗）[7]（P462）、蕭統《文選序》的“論則析理精微”，與《文心雕龍》相同的地方在于它們關注的焦點都是“研精一理”，把研究“為文之用心”作為自己的立腳點。但同中有異，盡管大家都“以當為宗”，劉勰認為“近代文論”的“研精一理”沒有結合文學現狀，這樣的文論往往成了“無益后生之慮”的“泛議文意”，缺乏理論生成的現實針對性。劉勰祭出的“體于要”這一撒手锏成為它與“近代文論”最大的一個差別。《文心雕龍》有別于傳統文論的另一個因素在于它是“折中”原則基礎上的“研精一理”，劉勰摒棄比較容易撰寫的“銓序一文”，力主“彌綸群言”，努力搜求各種意見，綜合各家觀點，始終強調論的包容性。《文心雕龍》的包容性極強，各種文體盡納其中，史、論、評、注熔于一爐，《神思》、《風骨》、《聲律》諸創作方法交相輝映。不論是論述內容還是論述方法、篇章體例，《文心雕龍》都大量繼承了前代文論、文學、學術的精華。我們知道劉勰的“文體論”大致有四個組成部分：（1）“釋名以彰義”、（2）“原始以表末”、（3）“選文以定篇”、（4）“敷理以舉統”。郭紹虞認為其中的“1、4項同陸機，而疏解稍詳”，“2項同摯虞而論述較備”，“3項又略同《典論》、李充《翰林論》而評斷較充分”。[8]（P65）可見《文心雕龍》是建立在前人基礎上的集大成之作，它的“論”體既“精”又“博”，做到了理論的針對性和包容性的統一。

　　3．《文心雕龍》與今古文經學

　　劉勰在《序志》篇提到“敷贊圣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要闡明圣人的思想，最好的途徑是給經書做注解，但是東漢的馬融、鄭玄等大儒已經作了精深的闡述，劉勰感到自己未必能超過他們，成就一家之言。其實這只是謙辭，不能做實理解。我們知道盡管漢代的今古文之爭在南朝余響猶存，但它已不是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士大夫文人已經能夠超然地對待這一論爭了。我們無法把劉勰定位為其中的某一派，通觀《文心雕龍》，我們只能說劉勰在這場論爭中稍微傾向于古文經學。首先，他肯定了古文經學家毛公、孔安國、鄭玄、馬融的注經事業，認為“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要約朗暢，可為式矣”（《論說》）。與今文經學支離蔓衍、瑣碎繁雜，一部經書章句少則幾十萬，多則上百萬的情況相比，古文經學治學嚴謹，注解相對簡潔明晰，比較能夠被人接受和理解。但是今古文經學在專事注經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這種專注經書的“章句之學”自東漢后期就漸漸為文人學者所拋棄，即便是鄭玄也被批評為“通人頗譏其繁”（《后漢書·張曹鄭列傳》）。“通人”成為塑造知識分子的樣板，為時流所追捧，南朝劉宋時期的范曄在《后漢書》中羅列了許多“通人”學者：王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盧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桓譚“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9]（P702）這種潮流在齊梁時期依然十分流行，《顏氏家訓·勉學》稱“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為貴，不肯專儒”，裴子野《雕蟲論》則稱“學者以博依為急務，謂章句為專魯”。受此學風影響，劉勰雖然沒有否定馬鄭諸儒的注經，他在《書記》等篇中甚至花費很大精力進行文字訓釋工作，但他“反對繁瑣的‘章句之學'…連專事注解也不贊成”。[10]（P218）鄭玄他們的“章句之學”已不合時宜，不為時用，再也不能承擔起在六朝“敷贊圣旨”的重任了。而要繼承孔子的集大成精神，做到“述經敘理”、“述圣通經”，行“門人追記”（《論說》）之功，在劉勰看來主要途徑就是“論文”，做到“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論說》），這才是“論家之正體”（《論說》）。可以說所處時代的不同，所面臨的文學現實的差異以及個人理想追求的異趣決定了他不能因循馬融、鄭玄的注經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