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經濟學視角的制度倫理

　　新制度經濟學從整體上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圍繞著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構建了一個更加貼合實際的制度倫理世界。

　　一、作為分析工具的新制度經濟學

　　制度經濟學的“制度(institution)”概念從寬泛的視角為政治經濟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視角。作為其分析的基本工具，“制度”指的是支配人類行為和形成社會關系的一套規范、規則。舊制度經濟學的代表康芒斯形象地指出“制度似乎可以比做一座建筑物，一種法律和規章的結構，正像房屋里的居住人那樣，個人在這結構里面活動……”;制度就是“集體行動控制個人行動”。從個人行為的角度，集體行為對個人行為不僅僅像通常理解的那樣是一種約束或控制，即告訴人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制度的深層次的意義也不僅在于集體行動是“一種對個人行動的解放，使其免受強迫、威脅、歧視、或者不公平的競爭……”更重要的是，“集體行動還不僅是對個體行動的抑制和解放……”，它還是“個體的意志的擴張，擴張到遠遠超過他自己微弱的行為所做到的范圍”。制度涵義延伸為“集體行為抑制、解放和擴張個體行動”。[1)(P91-92)康芒斯的制度概念基本概括出了制度經濟學的“制度”概念本質。借助“制度”，集體可以“抑制、解放和擴張個體行動”。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的產生，依賴于人們對破壞承諾與互相欺騙行為的妨礙財富增加的認識，依賴于人們消除過高交易成本的愿望。一旦交易為昂貴時，制度便至關重要，而交易的確很昂貴。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科斯提出并闡述了“交易成本”這一概念。所謂“交易成本”指人們各種交易行為過程中的成本付出，它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概念。由于資源具有稀缺性，所以交易成本普遍地存在于人們各種交易行為之中。這些成本在傳統經濟學理論中是被忽略不計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概念強調的是制度的規范人們的基本行為和降低交易成本作用。把降低交易成本作為制度的首要的、基本的功能。同時，制度還可以增加社會的利益。集體行動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個人單獨行動時不會存在的問題，比如“搭便車”、道德風險、欺騙、“磨洋工”等等問題;在缺少相應的制度規定的情況下，污染方的生產權(連同“污染權”)與被污染方的生存權(連同“享受好的生活環境的權利”)處于對立之中，此時，個人利益之間處于嚴重沖突中。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社會可以通過建立排他性產權制度，規定在環境問題上責、權、利關系，無權的一方必須為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責任。

　　新制度經濟學并不否認“經濟人”假說。在它看來，在“經濟人”背后必定存在“有形的社會現實結構來調節以私利為目的的個人及其行為”[2)(P35)。這就是制度。一般來說，交易成本取決于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降低交易成本。而且在成本大于收益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就更加需要通過倫理和道德的力量來克服“搭便車”問題以使社會得到穩定。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新制度經濟學為克服以往倫理學研究的重點集中在個人道德行為，僅僅以個人的行為是否具有現實性作為關注的焦點的痼疾提供了全新的分析工具，開拓了研究的新范式。新制度經濟學從整體上，從宏觀上強調了制度(對“制度”有新的定義)的重要性。圍繞著交易成本、制度等基本工具，新制度經濟學構建了一個更加貼合實際的制度倫理世界。通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新制度經濟學從現實出發，不否認“經濟人”的普遍存在，不否認由“經濟人”所引致的交易成本的廣泛存在。為進一步構建符合正義的制度倫理，努力探索個人利益與制度倫理統一與協調的可行路徑奠定了基礎。

　　二、個體倫理與制度倫理：比較分析

　　傳統的倫理學研究范圍長期局限于對個體行為道德性的探討。從西方倫理思想史的發展來看，古代世界的人生觀是樸素自然主義的，人性在文明社會生活中的完善是絕對的目標。基督教(早期基督教和中世紀基督教)的人生觀是超自然主義，脫離文明，要求以自然人及其沖動的死亡達到一個新的、精神的人的誕生。近現代的人生倫理雖然不是如此首尾一貫，但是仍然自然主義的傾向占據著優勢地位。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思想更是指向個體內在修養。個人之外的社會的根本制度、社會的具體體制和社會的觀念安排等等社會現象都不是其關注的重點。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西方學者漸次關注了制度的倫理性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必須從個人行為道德性和制度的道德性雙重角度考察問題。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雖然沒有明確地提出“制度倫理”等諸如此類的倫理學術語，但是在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過程中，常常綜合資本家個體的剝削行為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環境，既注意個體選擇，又關注制度約束。馬克思主義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道德體系從根本上看是由資本主義根本制度決定的。馬克思主義從資本家個體道德、資本主義社會道德觀念、再到資本主義根本制度的德性等聯系起來考慮。所以說，個體倫理與制度倫理之間具有一定的聯系。因為有一些個體從制度安排中派生出來的。但是，個體倫理與制度倫理相比較而言同樣具有一定的不同。首先，依附不同的客觀主體。個體行為是個體倫理道德的載體。制度倫理所依附的客觀主體是人們的社會性行為。同時，作用范圍、層次不同。個體倫理主要約束個人行為，著眼于當前眼下的考慮，有時僅僅針對一部分人(利益相關者);超越個人的“制度”通過一系列的原則、觀念、規則、準則、體制等規制著個體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對所有的人在自覺或不自覺之間都一視同仁地發揮著作用。所以，在制度的規約下，人們的社會性行為體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制度倫理從宏觀上規約著人們的行為和道德選擇，指出哪些個體的行為從制度上看應該是受到贊揚的，哪些是應該受到譴責的、懲處的。從以上的分析來看，新制度經濟學視角的“制度”分為憲法秩序、憲法安排和規范性行為規則宏觀、中觀、微觀等三個層面。所以，相應地，制度倫理又體現了整體性和層次性的統一。而且，處于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們由于生活環境、生活閱歷、道德素養等體現的不同在制度框架內也會有不同的道德體驗。第三，制度具有剛性特征。制度倫理一般體現在現實的物質體系、體制中，借助于各種手段、工具、方法等，具有剛性。相比較而言，個體對道德倫理價值觀的體驗則更多帶有隨機性，依靠的是道德認知、道德立法等。理性的道德個體到道德律令的自我立法者和自我實踐者。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主要是指穩定重復的觀念習性，兼有無形的“制度”和有形的“組織”的意義。通過有形的組織或者實在的觀念力量而發生作用。在社會中，維系社會整合的重要機制之一是人們的“共同意識”，即社會成員共享的道德價值觀念。這種共同意識可以制約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沖突，協調人們之間的合作。這種制度形式建立的重要基礎條件是建筑在人們可以共同接受的基本理念規范的基礎之上。追溯制度的根源，應該是自然法則，是“公道”(正義)。“正義是各種社會制度的首要美德，如同真理是思想體系中的首要美德一樣。”[3)(p1)具體來說，制度是否符合正義應該體現在是否能夠進一步整合個體，是否能夠科學實現效果評價，是否能夠實踐中得到充分實行，促進制度的目標、過程和結果達到“至善”、正義的倫理要求。這是一個制度具有德性的基本要求。

　　三、制度倫理的現實意義：一點啟示

　　怎樣構建新制度經濟學視角的好制度呢?制度倫理的構建涉及公共生活。按照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以及現實的政治實際，政治家、政府官員有時也是一種“經濟人”，他們同樣是個人利益的追求者，而不是公共利益的追求者。他們是憑借選票最大化來實現自我利益的，故其所提供的競選方式總是設法向中間投票者意愿傾斜，以爭取中間投票者[4]。而且，利益集團會通過投反對票和提供資金等手段對政府官員施加壓力，以謀求對其有利的制度與方案。利益集團的活動常常可以左右稅收負擔的水平及分布、政府優惠政策的走向，并對制度形成產生重大影響。而傾向于某一利益集團的政策、制度在使這一利益集團增加收益的同時，使其他人的境況變壞[5]。上文曾經指出，傳統的倫理學研究范圍長期局限于對個體行為道德性的探討。個人之外的社會的根本制度、社會的具體體制和社會的觀念安排等等社會現象都不是其關注的重點。在現實中，要構建符合正義的制度倫理，努力探索個人利益與制度倫理統一與協調的可行路徑，必須首先建立一套社會正義原則。“第一原則：每個人都擁有一種與其他人的類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廣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權利。第二原則：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以使(1)人們有理由期望它們對每一個都有利，(2)它們所附屬的崗位和職務對所有人開放。”[3)(p56)從新制度經濟學出發，具體來說，必須完善國家的憲政制度和法制;培育先進文化和主體意識形態;提供有效的產權制度安排[6]。諾思指出，中國在改革過程中，必須“一是需要國有資產民營化;二是建立保護產權的有關規則和法律制度;三是建立獨立的司法體系，有效解決合同中出現的各種糾紛，保障社會的穩定;四是建立有效合理的政治體制框架，保證產權方面實行法制”[7]。新制度經濟學視角的制度倫理研究在實踐中要求行為主體的行為努力統一和協調個人利益與制度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