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濟合作及其對東亞一體化前景的影響

　　當前，世界232個國家和地區中有近200多個處于區域經濟中。在號稱世界經濟三大板塊的西歐、北美和東亞三大地區中，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繼成立，而作為世界經濟近年發展最快、最有活力的東亞地區則呈現出一種松散的組織形式，合作較多的是在雙邊、次多邊基礎上進行，或是通過一些區域性經濟論壇和政府間承諾來促進相互間的經濟合作。這使得東亞各國共同面臨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以及在WTO多邊談判中各自承擔壓力，無法形成整合力量，這必然會使東亞地區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對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產生消極影響。東亞各地區面對經濟全球化和經濟一體化，應該首先解決自身的一體化問題。在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綜合各方面客觀現實，中日兩國理應在相互合作的基礎上共同發揮主導作用。

　　作為世界第三和第二號經濟大國，中日經濟合作有極大的互補性。日本有大量資金、先進的技術、高質量的設備、成熟的治理模式和先進經驗;中國有龐大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優惠的待遇、蓬勃發展的經濟和世界加工基地。近年來中日貿易以每年100億美元左右的漲幅、平均20%以上的速度快速發展。日本成了中國的最大貿易伙伴;中國成了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因此，隨著中日經濟合作的不斷深化必將給東亞區域一體化的發展帶來更明朗的前景

　　11年前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東亞經濟發展受到嚴重挫折。加之危機前日本經濟的十年不景氣、危機后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衰退以及日元對美元匯率的下跌為東亞經濟的重振投下了長長的陰影。中國作為一個制造業大國的興起則使東亞經濟的發展前景增加了幾分不確定性。面對21世紀的挑戰，東亞經濟合作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成為東亞國家的重要課題。日本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世界第二經濟強國。中國是亞洲第二經濟強國，世界第三經濟大國，同時也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日中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經濟有著高度的互補性。對于中日兩國來說，合作則兩利，不合作則兩敗俱傷。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是實現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關鍵。

　　一、日中兩國的經濟合作

　　(一)中日經濟合作的概述和比較

　　在東亞經濟合作問題上，日中經濟合作占據著最為重要的位置。事實上，在過去二十幾年中，日本始終是中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日中貿易是中國參與國際分工的重要途徑。日本是中國最重要的進口來源國和第二大出口對象國。在過去十年中，這種關系進一步得到了加強。1999 年，日本在中國的出口份額中由1990 年的14. 5% 上升到20.5%。 日本對中國的出口在日本的出口份額中也由1990 年的2.1% 上升到1999 年的5.6 %。從1990 年到1999年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增長了33%。 中國從日本的進口在中國進口總額中所占比重由1990年的18.1% 上升到1999 年的23.3%。 中國在日本進口總額中的比重也由1990 年的5.4%上升到1999 年的14.6%。 在2000 年，日中貿易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勢頭①。 與此同時，日本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投資來源國之一。在過去10 年中，日本對華投資一直名列中國投資來源國的第二位或第三位。

　　表1. 中國 主 要 貿 易 對 象 2000年 ($US )

　　總貿易額　 中國出口額 中國進口額

　　Total　　　474.3　　　 　249.2 225.1

　　Japan　　 83.2　　　　　41.7　　　　　　 41.5

　　US 75.5　　　　　52.1　　　　　　 22.4

　　EU　　　　 69.0　　　　　38.2　　　　　　 30.9

　　HK　　　　 54.0　　　　　44.5　 9.4

　　ASEAN　 　　39.5　　　　　17.3　　　　　　 22.2

　　Korea　　 34.5　　　　　 11.3　　　　　　　　 23.2

　　Taiwan　　　 30.5　　　　　 5.0　　　　　　　　　25.2

　　Australia　　8.5　　　　　　 3.4　　　　　　　　 5.0

　　Russia　　　 8.0　　　　　　 2.2　　　　　　　　 5.8

　　Canada　 　 6.9　　　　　　 3.2　　　　　　　　 3.8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中國海關統計，2001 年。

　　同戰后初期的日本一樣，中國經濟的發展方針是在國民收入水平上逐步趕上發達國家。不僅如此，經過50 年～100 年的努力，中國還要在人均國民收入水平上趕上發達國家。這意味著中國必須盡快提高勞動生產率。而為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提高技術裝備。 而在技術裝備程度給定的條件下，中國則必須加快索羅意義上的技術進步速度。為實現這一目標，除通過各種手段直接推動科學技術本身的發展之外，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主要是通過體制改革建立各種激勵機制來提高生產效率。后來，在繼續推行體制改革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又大力推行外向型的發展戰略。

　　在積極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中國始終把實現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升級放在中心地位。在執行開放方針的初期，由外國企業提供訂單、原材料和技術的加工貿易對中國創造就業機會、換取外匯做出了重要貢獻。大量進口的各種原材料和中間產品使中國的傳統產業加強了競爭力。而后，從外國引入成套設備和生產線的政策則有力推進了中國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升級。雖然大量生產線的重復引進造成了資源浪費，但是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激烈的競爭使企業不得不努力降低產品成本，提高產品質量。隨著國內市場的飽和，企業逐漸把目光轉向國際市場。在開放的前期，進入中國的外資大部分是香港特區和其他東亞地區的中小型企業。在90 年代中后期，跨國公司，特別是名列福布斯五百家的跨國公司開始大舉進入中國。中國希望，跨國公司的進入不但能帶來資本而且能帶來最新的技術。事實上，許多跨國公司已經在中國建了研究和開發R&D 部門。

　　(二)中日經濟合作走過的歷程

　　在中日經濟合作的發展初期。中國進口日本的資本品和技術含量較高的耐用消費品。中國則向日本出口技術含量和資本含量很低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兩國經濟合作的基本特征是互通有無、互惠互利。兩國之間也不存在什么貿易摩擦。日本作為中國資本品(生產線)的提供國，為中國實現產業結構的轉移做出了重要貢獻。例如，在70 年代末，中國從日本引進了整套煉鋼設備，建立了先進的寶山鋼鐵公司。在80 年代和90 年代，中國又從日本引進了生產彩電、收錄機、洗衣機、空調等生產線。這些生產線的引入不但使中國實現了產業升級，而且使中國機電產品成為世界市場上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作為中間產品或原材料的提供國，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也是十分重要的。例如，中國缺乏生產高質量服裝面料的能力，從日本和其他國家進口的服裝面料對中國服裝出口的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中日兩國的貿易中，日本的商社和中小企業在提供原材料、技術指導和尋找市場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沒有它們的努力中日兩國的貿易是不會發展到今天這種地步的。

　　由于中國在提升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方面的努力，中國對日出口的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制造品的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的40% 上升到1999 年的80%。 其中，辦公設備和通訊設備出口的比重由1990 年0.5% 上升到1999 年的11%。 其他重要制造品如機電產品、交通設備和其他自動化設備的出口都有了很大增長。與此同時，中國對日本出口的初級產品和低技術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比重有了明顯下降。在2000 年中國對日出口中，最重要的商品為成衣(27%)、 機械、運輸設備(22%)、 辦公設備和運輸設備(5%)、 紡織品(4.9%)、化工產品(3.6 2%)。②

　　事實說明，日中兩國的貿易聯系，為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實現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的高度化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中國也并非是日中貿易的唯一受益方。日本對中國的出口也增長很快。更為重要的是，日本經濟要恢復活力就必須提高企業競爭能力。我認為，日本企業缺乏競爭力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勞動成本過高。而后者的原因又是日本人的生活費用過高(當然，日本的文化傳統、社會經濟制度也是導致勞動成本過高的重要原因)。為降低生活費用，日本政府必須通過財政或其他手段，減輕日本民眾的各種生活負擔。事實上，中國為日本市場提供廉價消費品和中間產品，有助于日本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認為從中國的廉價進口加重了日本的通貨收縮的看法是荒謬的。

　　應該說，盡管出現過農產品爭端，但日中兩國的貿易關系仍然是良好的。中國方面應該體諒日本在進行結構改革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避免由于對日出口的過度增長而引起貿易摩擦。日本方面則應加速結構調整，而不要大談“中國威脅論”。中國經濟比日本經濟落后30～40 年，日中兩國經濟是高度互補性的而不是競爭性的。中國對日本經濟構成不了什么威脅。真正對日本經濟構成威脅的是缺乏進行改革決心的日本人自己和那些曾經并且現在仍在試圖“變賣日本”的人。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香港特區始終是大陸中國的最重要投資來源地。在從1979 到2000年的20 年時間中，在對中國大陸的累計協議投資和實際投資中，來自香港特區的投資比重分別為48.50% 和48.89% 。其他的重要投資來源為美國、日本、中國臺灣省和新加坡。它們在累計協議投資和實際投資中的比重分別為：8.96%, 5 .74%, 7.07%, 5.23% 和8.62%,7.98%, 7.51%, 4.88% 。整個東亞地區對中國大陸的累計協議投資和實際投資中的比重都超過了65%③， 日本對中國的FDI 在1998 年到達高峰④， 此后逐年下降。在2000 年，日本對中國的FDI 占中國所吸引FDI 總額的8.22%, 其比重遠遠低于香港特區和美國。1998 年，美國對中國的FDI 就超過了日本，成為香港特區之后的中國的第二大投資來源。根據中國的最新官方報道，在從1999 年到2001 年的三年中，美國對中國的FDI 正在趕超香港特區，不久將成為中國第一大投資來源。2001 年美國對中國的FDI 達到了680 億美元⑤。90 年代后期日本對華FDI 的減少，同90 年代中期以來日本海外投資普遍減少的基本趨勢是一致的。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對華FDI 在日本全部FDI 中所占的比重也明顯下降了。根據日本方面的統計，在1995 年日本對中國的FDI 為US$ 4.47 billion ，占日本全部FDI 的8.8%。但是，在1999 年日本對華FDI 僅為US$751 million, 只相當于當年日本全部FDI 的1.1%⑥。 應指出，關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資的統計可能是不準確的。一些日本企業并不報告本企業的海外投資數額。但是，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在90 年代后期無論是在絕對數量還是在比重上都明顯減少，則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可能同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環境和前景的判斷有關，也可能同日本企業的投資戰略有關。由于擔心國內失業問題加重，害怕培養競爭對手，日本國內輿論表現出對“產業空洞化”的強烈擔心。所謂“產業空洞化”實際上是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一種重要方式，明明是“產業升級”的重要組成部分，卻要將其稱之為具有貶義的“空洞化”，這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90 年代后半期日本企業對在中國進行直接投資的消極態度同日中兩國作為最重要貿易伙伴的關系是十分不相稱的。如果日本對華投資得不到加強，日中兩國的貿易關系必然會受到嚴重影響。當然，日本對華投資的減少并非日本單方面的問題。中國許多企業和地方政府在信守合同、提供良好投資環境方面確實存在嚴重問題。這是中國方面應該檢討的。中國加入WTO 表達了中國根據國際準則和國際慣例行事的決心。謹慎是無可指責的，但對于中國投資環境和前景的看法過度悲觀可能會使日本企業貽誤商機。值得慶幸的是，在最近一、兩年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形勢出現明顯好轉。例如，近年來中國對日本的電子產品和設備有了很快增長。其中的最重要原因是日本企業大大增加了在這一部門的FDI。在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生產出產品后再返銷日本。只有增加在華投資，特別是在高技術產業領域的投資，日中兩國的經濟關系才能形成良性循環。總之，增加在中國的投資，有利于日本的結構調整，有利于日本企業提高國際競爭力。從長遠來看，增加在中國的投資絕對是有利于日本經濟增長的。

　　二、東亞經濟合作的傳統模式與當前所面臨的挑戰

　　(一)雁行模式的奇跡

　　在過去幾十年中，“亞洲奇跡”除了應歸功于東亞各經濟體的對內社會和經濟發展政策(世界銀行，1993) 外，東亞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也功不可沒。這種合作是以日本主導的“雁行模式”為主要特征的。“雁行模式”的基本要素是：各國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生產并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按收入水平由高到低排列，不同國家按產品的高度化程度，分別主要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不同收入水平的國家形成高度化不等的產業和出口結構。收入水平較高的國家為收入水平較低的國家提供資本和技術，而后者則為前者提供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種重要的合作形式是：高收入國家提供資本和技術密集較高的中間產品而低收入水平國家則從事勞動密集的來料加工或組裝和裝配，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比較優勢的轉移有關國家將相應實現本國產業和出口結構的提升。(1)

　　(二)雁行模式難以為繼的原因

　　“雁行模式”的維持需要滿足一系列條件，其中包括：

　　1、對于具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國家所出口的不同產品有足夠的需求;

　　2、后進國家對資本品和技術轉讓的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3、在貿易伙伴之間存在適當且相對穩定的匯率安排;

　　4、相關各國都能維持適當的經濟增長速度;

　　5、相關國家之間能夠維持國際收支的大體平衡(在短期內是國際收支平衡，在長期內是經常項目的平衡)。

　　但是，由于東亞地區自90 年代以來所發生的一系列變化，前述條件已經難以維持。

　　(三)東亞經濟合作所面臨的挑戰

　　首先，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不景氣，至今仍看不出恢復增長的希望。東亞地區其他國家希望日本能夠繼續吸納本國生產的勞動密集產品(如紡織品、成衣等)，以及某些資本密集度和技術密集度較低的產品(如彩電、冰箱和洗衣機等)。日本經濟長期處于不景氣狀態，使東亞其他國家很難實現對日出口的增長。為了保持“雁行模式”的隊形，日本除應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外，還應該使國內產業結構不斷得到調整。但是，在過去十年中，日本產業結構調整十分緩慢。在對東亞其它國家出口的吸收能力明顯削弱的同時，日本對東亞其它國家的資本輸出也明顯減少。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使東亞通過垂直分工，作為一個整體維持較高經濟增長速度的模式遭到致命打擊。“頭雁”的停飛使整個雁隊形成“失速”落地。

　　其次，自1985年廣場協議以來，日元對美元的持續升值，大大推動了日本企業對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直接投資，同時也使實行釘住美元匯率制度的東亞其他國家在保持貨幣和金融穩定的同時，增加了對日本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出口。但是，自90 年代中期以來，局勢發生了重要變化。先是，由于日本國內發生金融危機，日本銀行資金大幅度回流。而后，特別是1998 年以后，日元對美元持續貶值(有時是大幅度貶值)。東亞其他國家的出口，特別是對日本的出口受到嚴重不利影響。日元的貶值加速了“雁行模式”的解體。日元貶值大大削弱了日元在東亞地區的地位，而日元地位削弱所造成的金融不穩定不但嚴重影響了東亞其他國家的經濟穩定，而且也嚴重影響了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再次，中國作為一個出口大國興起很可能成為使“雁行模式”解體的最后一根稻草。首先，中國擁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廉價勞動力，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生產上的優勢是難有其匹的。其次，中國擁有良好的基礎設施、龐大的工程師和技術工人隊伍。在某些高科技領域甚至可以同世界最發達國家一爭高下。再次，由于地域廣大，經濟發展水平從沿海到內陸呈現出由高到低的明顯的發展梯度。東部沿海城市，如上海，其發達程度在許多方面已不讓香港特區、臺北。而西部內陸地區的落后程度則不讓東亞最落后的國家。當東南沿海地區因工資水平上升而喪失生產勞動密集產品的比較優勢后，中、西部地區(或來自這些地區的勞工)將能很快彌補東南沿海地區因產業升級留出的空間。因而，在已經進入某種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之后，中國仍將能長時間保持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的優勢。最后，雖然人均收入很低，但由于人口眾多，中國有著世界上最為廣大的市場，對外國投資者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大國的興起是不可避免的。中國巨大的出口潛力和對直接投資的吸引力引起東亞其他國家的嚴重憂慮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面對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日元的不斷貶值和中國的崛起，傳統的“雁行模式”受到嚴重沖擊。東亞國家確實需要對東亞地區未來經濟合作的道路做出選擇。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在東亞重新尋找發展和合作道路的種種趨向。中國加入WTO 表明，中國支持多邊的和全球的經濟一體化進程。中國積極參與APEC 這一事實表明，中國也支持跨地區的經濟合作進程。但是，作為東亞國家，中國最為重視的是發展同東亞各經濟體的經濟合作并最終實現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中國支持建立東亞FTA 和參與建立東盟10加中國FTA，表明了中國的這種意愿。中國希望，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一個東亞經濟共同體或亞洲經濟共同體將能夠在世界東方崛起，同歐洲經濟共同體以及美國(或未來的“美洲經濟共同體”)一起成為世界經濟的三大支柱之一。

　　三、中日經濟合作中的東亞區域一體化

　　(一)中日共同參與下東亞區域一體化的良好基礎

　　首先，東亞各國之間在資源方面有極強的互補性，存在著明顯的階梯性產業轉移，區域內貿易投資增長迅速。在東亞地區，日本是經濟最發達的國家，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臺灣經過近幾十年的發展，經濟實力也迅速上升。相比于東亞其他經濟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或地區，這些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具有很高的科學技術、生產力水平和大量資金，但在自然資源、礦產和勞動力資源方面不占優勢，這必然會成為阻礙其進一步發展的瓶頸。而中國大陸、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等國家，則具有較豐富的自然資源及勞動力資源，尤其在制造業領域具有極低成本的勞動力優勢，缺少的正是開發其優勢資源的資金和技術。這種互補性很強的產業供需關系，為國家間階梯性產業轉移提供了必然而又必需的基礎。

　　其次，近些年東亞各國及地區之間的階梯產業轉移，大體上通過以日本為雁頭，亞洲四小龍為雁身，東盟以及中國大陸為雁翅的“雁形模式”得以實現。以“雁形模式”為鮮明特點的東亞經濟發展奇跡，正是利用了東亞各國間存在的產業轉移優勢，從而帶動了整個東亞地區經濟的騰飛。通過資金流和物流的交替循環，東亞各個國家或地區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了工業化水平的提高。

　　再次，盡管“雁形模式”自身有一定缺陷，例如容易導致產業結構趨同和單一化等，但這種模式仍是東亞各國短期內調整產業結構比較有效的重要方式。最重要的是，區域內產業轉移的存在為東亞國家將來的進一步合作提供了深厚的經濟基礎和背景。東亞國家(地區)間FDI的增加，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使得該區域內貿易和投資迅速增長。近十年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貿易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9.3%。以中、日為例，兩國間的貿易額從1990-1997年就一直以19.5%的速度遞增，目前，日本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則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再以往日的“亞洲四小龍”為例，1996年底，其相互間投資為80.21億美元，占其吸收外國FDI總量的8.5%;對東盟的投資為412.51億美元，占東盟吸收FDI總量的20.1%;對中國大陸的投資占大陸吸收FDI總量的75%。1997年后，東亞國家間貿易雖因金融危機而下降，但仍占東亞各國外貿總額的50.4%。區域內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高和投資的持續增加，使東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市場的向心力進一步加強。

　　(二)日本的回歸亞洲

　　日本近些年采取的回歸亞洲的政策，以及國內經濟的衰退，使得這個東亞經濟強國加強了與東亞各國的合作。

　　由于日本與東亞各國間產業轉移的存在和在機電產品方面的競爭優勢，使得東亞一直是日本對外投資的重點及重要的產品生產和原料供應基地。日本早在1994年對以東亞為主的亞洲投資就占其對外投資總額的23.7%，超過對北美地區的16%，而居第一位。尤其是對中國的貸款和投資逐年遞增，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近十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連續多年經濟增長率為零，甚至出現了負增長，歐美市場進一步萎縮。不少日本企業為利潤所驅使，更加重視東亞市場，加大了對東亞地區的投資和貿易往來。尤其是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近幾年雖發生過貿易摩擦，但幾乎未受金融危機影響，投資與貿易額逐年穩步增加，兩國作為東亞地區經濟領頭羊的地位更加明顯，其對東亞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的影響不言而喻。

　　(三)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發展與壯大

　　中國的發展壯大及與東亞各國、地區的緊密經濟聯系，必將是成立東亞經濟共同體的中堅力量。

　　東亞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國作用的增強。1996年，中國對東亞的進出口額增長率、出口額增長率和進口額增長率分別占對世界的總增長率的67.3%，62.1%和61.43%。到2000年，東亞對中國的投資已占到中國吸引外資的80%以上，中國已成為東亞重要的貿易伙伴和富有吸引力的投資市場。尤其是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2001年，中國正式加入了WTO，保持了7%的經濟增長率，2002年經濟增長率更高達7.8%，在世界各國中一枝獨秀。中國作為貫通亞洲東、南、西、北、中的地區，正憑借其經濟實力對區域經濟起著核心作用，中國大陸與港、澳、臺構成的大中華區經濟圈與日本一起已經成為東亞的經濟核心。所以，中國、日本和東亞其他國家、地區間存在的市場拉動和投資推動因素必將繼續拉動東亞經濟的整體增長。

　　五、結束語

　　日中兩國的經濟關系從總體上看是很好的，最近，日中兩國在發展經濟關系方面更是出現了新的良好勢頭。日中兩國經濟有高度的互補性，只要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政治基礎，日中兩國的經濟合作必將能得到全面加強。日中兩國應該而且能夠為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做出決定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