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創新是創新型國家戰略的關鍵

　　我們的創新型國家戰略正在全面展開。為了更好地實施這一創新戰略，人們非常有必要全面、完整地理解創新和創新戰略，高度重視制度發展，深刻認識制度創新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

　　發達國家成功施行創新發展戰略的實踐，都與其相對成熟的現代國家創新體制密切相關。科學理性的精神文化、發達的技術條件和豐富堅實的物質基礎，相對寬松、民主和穩定的制度環境等，是創新型國家所共同具備的要素特征。國家創新體系是一個系統化程度非常高的系統。而制度、體制因素則是這個系統中的關鍵要素。

　　一、制度創新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關鍵

　　本文所講的制度是廣義的制度，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規范化、秩序化過程及其結果、形態。好的制度發展本質上應當是諸多構造性要素以及上述各個關鍵領域各自獨立發展并良性互動的過程。那些要素缺失、各領域相互掣肘的惡性的制度過程，則被稱之為制度停滯或制度衰朽。

　　作為上升過程的制度發展總是由創新來推動的。制度創新實際上是改革、調整既有制度，必要時重構新制度來適應新技術和新觀念影響下深刻變革了的社會生活，并在此基礎上推動社會的良性發展，為技術創新、思想創新提供高端平臺和現實基礎。制度創新在發展中的地位非常關鍵，因為創新的思想和技術如果不能繼之以制度上的鞏固和支撐，被湮滅的可能就始終存在。

　　古代中國就是這樣，我們有很多卓越的發明創造由于封建制度的停滯和衰朽而窒息死亡，未能傳世并成為進一步創新的基石。中國衰朽的封建制度下，政治倫理至上，它支配和吞沒經濟與文化生活的領域，形成高度合一的畸形、“超穩定”的社會，理念創新多被視為政治威脅，技術發明都被視為奇技淫巧，來自領域之外的政治高壓裹挾了經濟與文化，使其不能夠充分按自身固有的客觀規律性和主觀價值原則來自我發展。

　　我們借鑒和學習西方的創新型國家戰略，引進和培育自己的國家創新體系時，必須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應當看到，發達國家對社會生活的良好的組織和規范，或日優良、成熟的社會機制是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礎。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與政治發展都處于較低水平，多數社會成員的思維和行為習慣以及部分的社會結構與功能尚處于前現代階段，一些陳舊的制度殘余尚未完全消亡，諸多亟須規范的社會領域還存在制度的空白。凡此種種都表明，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創新領域的差距不僅是數量與質量上的，更是一種整體性的差距。這也同時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應當更多地通過促進制度的創新和發展來推動建設創新型國家事業的前進。否則，再多的資金投入、再多的政策扶持都不能從根本上與落后、僵化和殘缺的制度安排相抗衡，都不能產生理想的技術創新成果。

　　歷史上封建陳腐的制度曾極大地鉗制了中華民族的創新努力，造成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整體的停滯和落后。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制度創新迅速拉動了思想觀念更新和科學技術革新。但是，由于缺乏現代市場經濟洗禮，中國社會結構從根本上還是傳統的，加之蘇聯高度集權模式的長期影響，我們的制度并沒有從根本上祛除制約創新思想和行為的弊端。改革開放后，情況發生深刻變化，適宜創新的社會生態正在形成。但也應看到，中國的創新努力在受制于制度僵化和不適的同時，也受制于制度的缺失和不成熟。比如眾所詬病的學術造假等現象，既與現有科研體制的弊病有關，也與外在的相關法律規范和內在的道德規范的缺失、不成熟密切關聯。

　　因此，在中國推行創新型國家戰略，必須在加大投入、完善技術創新體系的同時，大力創新制度，以收標本兼治之效。沒有制度創新所營建的良好的社會生態，沒有對創新行為的卓越的組織和規范，國家投入創新領域的資源就不可能得到最優配置，也不可能產出最高的社會效益。

　　二、我國制度創新的實踐與思考

　　從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全部領域，以及從思維、行為、制度和器物等全部層面上廣泛、深入影響社會的現實力量主要有兩種：一是市場，二是政府。市場始終在自發地生成秩序，政府則是在市場生成秩序的基礎上自覺地生產秩序。市場、政府生產秩序帶來特定制度環境的存續。傳統中國社會里，市場力量微乎其微，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及其生成的政治瓶頸制約了社會整體的發展。為此，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是以政治發展為突破，通過革命打破舊制度，或通過改革完善既有制度這么一種途徑來展開的。

　　革命是破壞性的，它通過在特定的時空內集中地釋放能量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改革則不然，它是建設性和積累性的，必須經過長期的創新、反思和調適的過程才能最終使新的、合理的制度從根本上取代舊的、不合理的安排。1950年代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革命都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政治發展和社會創新。經過波折，始于1979年的改革逐漸成為中國社會整體發展的主題。思想上、政治上的撥亂反正為以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改革掃清了道路，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則又從根本上為我國社會的全面發展打開了制度的瓶頸。

　　創新型國家戰略的直接目的是促進知識的生產，并且促進知識轉化為生產力，轉化為國力。知識的生產和管理有其自身獨到有的規律，具體體現為：1　知識的獲取和創新屬于精神生產范疇，它從本質上講是趨向自由的探索性活動，這就需要相對寬松的意識形態環境和自由思考的氛圍;2　知識創新不僅涉及認識領域人與自然、社會和思維的關系，而且還涉及實踐領域人與人的社會交往，后者所形成的習慣、慣例、規范和制度可能促進知識創新，也可能遏制知識創新，關鍵在于是否讓過多不相干的東西干擾認識活動;3　知識創新有相對的獨立性，在一定條件下它可能超越社會發展的現實，對社會生活發生牽引作用，如果社會不能及時地認可、吸納和適應它，它就會因失去存在和發展的價值而停滯不前;4　知識創新是歷史積累的結果，它是包括器物、行為、制度和理念在內的文化長期發展、積淀的結果，近現代以來又表現為不同類型文化間交流和碰撞的結果。

　　為了實現創新型國家戰略的直接目的，政黨政府對知識生產和轉化的組織與管理就必須有所突破。在當前，中國共產黨就要努力踐行“三個代表”，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有效地引領和推動中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

　　正如創新型國家建設不僅僅是科技體制改革那么單純一樣，領導國家創新體系建設也必須從大處著眼，從細微處人手，要結合社會發展宏觀層面與創新主體微觀角度通盤考慮。在這些綜合的考慮中，一方面，是要繼續通過經濟體制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消除一切不利于創新的弊端，建立一種科學有效的創新激勵機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進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改革和創新。不僅要從政策上，而且要下決心從具體制度上清除不利于國家和民族創新事業發展的種種阻礙，并營建有利于該事業發展的社會生態環境。只有完成這樣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們才能盡量降低發展中的制度成本，才能將舊體制下原本被閑置或浪費的大量社會資源配置到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中去，投入到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中去。才能迅速增強我國的綜合實力，從而最終把我國建設成一個創新型的國家、創新型的民族、創新型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