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東教訓看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各國先后倒臺。曾被認為優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突然間發生這種多米諾現象，人們對其原因見仁見智。原保加利亞黨和國家領導人日夫科夫在他的回憶錄中作過這樣的總結。他說：

　　我們共同體各國的社會主義悲劇。我們將向馬克思做什么樣的總結呢?顯然，在這個總結中不能漏掉馬克思如何經常從源頭、從主要方面被偽造。他被偽造得已不成其為馬克思了。還有，不能漏掉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樣沒有被進一步發展，以致使我們能從所處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別重要的是，它沒有被進一步發展到讓我們能夠回答什么是社會主義。

　　最使我失望的是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問題仍沒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馬克思仍舊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樣。而這種情形，總的來說，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來。問題越來越緊迫。卻沒有找出那種決定社會主義本質的東西。這里指的是社會主義的原則。

　　“幾十年來，社會主義就是按照那些為它后來的垮臺奠定了基礎的‘原則’建立起來的。”(《日夫科夫回憶錄》，新華出版社，1999，第227、228―229頁)

　　那末，曾被認是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是什么呢?簡單說，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無產階級專政。日夫科夫稱，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會主義。這個社會主義是從源頭“被偽造得已不成其為馬克思了”。遺憾的是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來。

　　斯大林死后，蘇聯和東歐國家，都曾經想進行改革。但是正如日夫科夫所說的，每走一步都碰到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這就是“要還是不要社會主義”(《日夫科夫回憶錄》，第227頁)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歷史正是這樣發展的，請看：

　　納吉在1953年7月取代拉科西任部長會議主席，提出了他的施政綱領;1955年3月，納吉被指摘為右傾機會主義，拉科西復辟。

　　我們六十年代批判赫魯曉夫為修正主義。實際上，赫魯曉夫只是在原有模式的框架內搞修補，并沒有認識要改變原有體制的模式。蘇聯問題專家陳之驊先生主編的《蘇聯史綱》評論說：在國內改革問題上，與其說赫魯曉夫失之于離開社會主義方向，還不如說失之于未擺脫傳統的體制而改革不徹底。赫魯曉夫既沒有改變斯大林時期的經濟管理理論和產業結構，也沒有完全拋棄行政命令的管理體制和方法。(陳之驊主編：《蘇聯史綱(1953―1964)》，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210頁)

　　“布拉格之春”被鎮壓，更是勃列日涅夫之輩為維護斯大林模式的惡果。俄羅斯學者阿爾巴托夫在《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一書中，分析當年蘇聯領導人出兵鎮壓的原由說：除了對捷克所發生的事件的虛假報導和不真實的描繪之外，在這種致命的決策中起巨大作用的還有其他一些因素。這就是“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模式，根據這種模式，任何背離你自己關于什么是社會主義，什么不是社會主義的觀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我想，勃列日涅夫是贊同這些模式的，并使自己確信：如果不干預事態的進程，就是背叛社會主義事業，或至少是會損害自己作為蘇共和蘇聯領導人的地位。 ”([俄]格·阿·阿爾巴托夫著：《蘇聯政治內幕：知情者的見證》，新華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188頁)

　　卡達爾的改革曾經被稱為匈牙利模式，但也沒有能跳出原有的框框。從六十年代經濟體制改革開始起步，計劃和市場就成為一個爭議的焦點。在“布拉格之春”被鎮壓之后，蘇聯報刊指責匈的發展是“違背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則”，“助長了資本主義傾向”，要匈來個“ 方向性的轉變”，并對市場社會主義展開批判;民主德國對匈的改革展開了公開論戰;捷克斯洛伐克的新領導批評卡達爾“搞西化”，經濟機構正在脫離黨的領導，敦促匈立即“剎車”。與之同時，匈黨內部的爭論也趨激化。所以，卡達爾最終難越雷池。

　　日夫科夫總結說：我們有個弱點，就是記載下來的巨大成就有時壓抑了我們總結失利的原因和后果的能力，從而使我們對采取注意事物根源的方法不感到必要。在新的形勢下，事情已變得越來越清楚，失卻這種新的方法不僅使我們面臨困難，而且使我們面臨對社會主義本身命運攸關的非此即彼的抉擇。……

　　那時，我并不完全清楚，社會主義的哪些地方需要改變。(《日夫科夫回憶錄》，第227頁)

　　可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提出質疑，這對批了幾十年修正主義的老一代領導人來說，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中國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難之后，鄧小平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