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留下什么 人文學科的精髓會否"人亡藝絕"?

　　11日，國學大師季羨林走了。他帶走了自己對他人、對社會滿懷的愛與責任，帶走了自己的樸素、真誠和淡泊名利，留下了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令人敬仰的高尚品格和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寶貴的人文學術遺產

　　“季羨林先生在東方學、古文字學、歷史學、哲學、文學等主要社會學科都有極高的造詣，他留給我們的人文學術遺產豐厚翔實、珍貴無比。”北大社會科學部部長程郁綴說。

　　季羨林曾說，所謂“國學”，就是中國的學問。“舉凡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學問納入到他研究的范疇：從佛典語言到佛教史、印度史，從中國文化與東方文化到比較文學與民間文學，從唐史、梵文的翻譯到散文、序跋以及其他文學作品的創作，他無一不精深涉獵。”季羨林的學生、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教授王邦維對記者說。

　　“季先生在中國文化研究上強調最多的是中國古代的智慧結晶——‘天人合一’觀點，即要先與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天人合一’所反映的‘和為貴’思想是中國文化的精髓。”程郁綴說。

　　“季先生所取得的成就，世界上很少有人能超越他，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國學研究時代的結束，是中國文化界的巨大損失。”季羨林的老友、著名哲學家湯一介這樣評論道。

　　令人景仰的高尚品格

　　季羨林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程郁綴回憶起北大廣為傳誦的一件事：“季先生一向穿著樸素。在擔任北大副校長時，一個來報到的新生看到季先生就對他說，‘我要去報到，行李太重，你幫我看一會兒。’季老站在那里看包直到新生報到回來。第二天開學典禮時，這位新生發現在主席臺就座的副校長正是昨天給他看包的老人。”

　　對外界為自己加冕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頂桂冠，季羨林在《病榻雜記》的書中評論說，這令他誠惶誠恐，“請從我頭頂上把三頂桂冠摘下來，還我一個自由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真面目，皆大歡喜。”

　　對文化傳承的反思

　　北京大學現代文學和比較文學系教授樂黛云說，季先生一直希望中國的文化能夠“送出去”。

　　“季先生曾說，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交流是不平衡的。我們中國人拿過來太多，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送出去太少。‘拿過來’和‘送出去’是中國傳統文化傳承面臨的現實問題，也是當代知識分子最為艱巨的一項任務。”樂黛云說，“季先生的這個觀點和黨中央提出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不謀而合。”

　　為實現這一理想，季羨林一生都在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積極參與東西方文化問題的討論，為東方文化的復興吶喊，對長期以來統治世界的“歐洲中心主義”積極反駁。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袁濟喜說：“從季先生的學術人格和學術生涯中，應該讓我們對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性進行再認識。我們的文科教育既不是單一的知識體系，更不是功利體系，而是在當今社會中對人的全面發展、對社會的和諧發展以及對組織管理的運用發揮著更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人文學科的精髓

　　會否“人亡藝絕”？

　　11日,季羨林、任繼愈二老同日駕鶴西去,震動中國文史學界。哀痛之余,幾代文史學人深思大師留給后人的一些“問號”——比如人文研究成果和精神財富如何及時梳理,又比如人文學科與人文精神傳承面臨哪些困惑和挑戰。

　　年過七旬的復旦大學歷史系資深教授朱維錚分析:“兩位大師走過的路,本身就很值得研究,他們幾乎見證了中國整個20世紀的學術發展,季先生更是一位與辛亥革命同年的老人,對二老治學經歷、研究成果的及時梳理,將有助啟迪后人。”

　　學術界將季、任兩位先生視為銜接傳統人文教學內容與現代教學方式的“特殊橋梁”。與此同時,兩位老人身后還留下了一些學術觀點和問題,供后輩再探討,比如對國學前途和命運的預測等。

　　如何繼承大師的遺產?有人擔憂,人文學科的精髓是否將出現“人亡藝絕”的局面。

　　季羨林的弟子錢文忠曾撰文指出,社會上出現過的“季羨林熱”,從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現階段學術界人文精神的一種“蒼白無力”。

　　上世紀90年代中葉,而立之年的錢文忠就參與了國家文科基礎學科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基地在復旦大學的授課,傳授季先生的學術思想和精神。最初幾屆“文基班”學生,如今已有一部分成為活躍在中外學術領域的年輕力量。

　　“言傳身教對人文學科傳承的重要性,在當年的‘文基班’得到了一定體現。”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歷史系博士劉文楠回憶,季羨林先生鉆研梵文、善待弟子的很多細節,在“文基班”中曾被奉為美談。

　　“從某個層面上說,季羨林先生的精神通過錢文忠老師當年的授課,傳遞給了第三代人。”劉文楠說,現在回想起來,通過師徒相傳,人文學科留給后輩的是一種價值觀,一種鍥而不舍,一種對知識真諦的信仰。

　　任繼愈先生晚年致力于整理古籍,老人凡事親力親為、淡泊名利。點點滴滴令其弟子、上海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李申難以忘懷。在平凡的教學崗位上,李申也試圖將任先生的精神傳給下一代。

　　曾執導過“文基班”部分學生的朱維錚說,兩位大師都是大器晚成,都是經過多少年鉆研才有在各自領域的如此成就。朱維錚指出,了解大師的路,有助于反思人文學科存在的問題。

　　面對近年來時起時伏的新一波“國學熱”、“大師熱”,文史學者提醒:對于“國學”究竟是什么,“大師”究竟意味著什么,我們從二老身上到底傳承什么,仍有待深入思考。